18世纪90年代，正当法国大革命在卢梭政治哲学的影响和指导下于血雨腥风中突进，英国有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则运用其深厚的政治经验和智慧，雄辩、锐利的辞锋，对大革命进行口诛笔伐。这位老人就是18世纪英国的政治家、政论家和政治思想家埃德蒙·伯克。
    伯克反对法国大革命，根本目的是要在大革命给西欧带来的剧烈震荡之中，捍卫英国的安全和稳定，维系英国的历史传统和政治社会制度，乃至整个欧洲的文明和秩序。随着革命的发展，他对革命的进程作出了准确、深刻的预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对大革命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这样，他的思想锋芒必然指向为大革命作了思想理论准备、推波助澜的启蒙思想家们，而卢梭首当其冲。
    倘若没有法国大革命，在18世纪下半叶的政治思想舞台上，他们原本是会擦肩而过的。让--雅克·卢梭（1712--1778）于五六十年代写下他的那些主要政治著作时，伯克正跻身英国政界，力争在罗金厄姆派辉格党中站稳脚跟。大革命来临之际，卢梭早已不在人世，而伯克也时运不济，由于政争、党争，退出了英国的政治生活主流。但是，法国大革命使卢梭“复活”了。他那独树一帜的政治思想被革命者运用于革命之中，产生了严重的政治社会后果。法国大革命也使伯克“复出”了。他借批判法国革命之机着重、深入阐述了他的保守政治思想，产生了广泛影响。因此，就思想形态而言，在法国大革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中，他们不期然而然地相遇了，并发生了激烈冲突。卢梭的政治思想因大革命而张扬，伯克对卢梭的批判概由大革命而来，他们的思想冲突是以大革命为中介的。
    本文试图围绕伯克、卢梭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通过伯克对卢梭的批判，扼要阐明他们互相对立的主要政治思想，揭示彼此之间思想冲突的要旨和实质、根源和意义。
    一
    埃德蒙·伯克（1729--1797）生于爱尔兰，早年先后在都柏林和伦敦求学，素有文学抱负，投身政治而不改初衷。他的写作重在思想理论。长于思辨，使他成了辉格党的发言人和政论家。不过，对政治和政治理论之间的关系，伯克向来有所警觉。他认为政治理论具有巨大的破坏性或建设性力量〔1〕。而自从事政治理论著述以来， 伯克就一直抗拒这种破坏性力量。
    《法国革命感想录》（1790年）是伯克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主要著作。在这部经典性著作中，他对大革命作出了富有洞见的政治经济分析。他认为，法国革命是由新兴的“金钱利益集团”和“政治文人”结盟而发动的一场政治经济大革命。伯克所指的“政治文人”正是那些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及其传人，他们为革命作了思想和舆论准备。这些政治文人和金钱利益集团一道成长起来，喜欢标榜，崇尚革新，并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如法兰西学院和百科全书派。他们固执狂热，却又深通世故，因而具有莫大的感召力。他们的革命性思想对国民议会〔2 〕那些人物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雄辩的作者们为了炫示他们的才情，唤起注意，激起惊奇，纯粹运用他们的想象提出的谬论，……变成了他们确定最重要的国家事务的重要基础。”〔3〕伯克认为， 正是在错误的抽象理论指导下，法国革命才走上了一条颠覆社会政治秩序、破坏自由和财产的歧路。
    这样，卢梭成为伯克思想的一个靶子是可以想见的。事实上，伯克既否定、抨击法国大革命，他对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都持批判态度。只孟德斯鸠一人除外。因为孟德斯鸠视英国的政治制度为典范，这一点深得伯克共鸣，而且他注重社会历史的思想方法也影响、启发了伯克，以至有学者称伯克为“孟德斯鸠的弟子”。但对伏尔泰和卢梭等人，伯克却横加指责，恶语相向。大约1790年1月， 伯克在一封信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大革命的新制度和国民议会的作为，接着他写道：
    我亲爱的先生，你说他们读孟德斯鸠--我相信不会。他们即使读，也不理解他。……他是一个学识广博、足智多谋的作家，而且有时候是一个最为深刻的思想家。可以确信，在他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上，他们都没有追随他。……至于你说到的其他作家，我相信法国现行制度的管理者们是受他们影响的。这些名家！这些学者！谁曾想见伏尔泰和卢梭作为立法者？前者具有公认的写作才能，而且无人曾把渎神和诲淫结合得如此之好。另一个据我明确所知，他的思想十分混乱。但他看待事物既鲁莽大胆又非同寻常，且很有说服力。至于其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很久以前，我就读到《社会契约论》。它在我心里没有留下什么印记。我以为它是一部无足挂齿或一无是处的作品，我一点没想到它会制造革命，赋予国家以法律。但它正是这样。〔4〕在这里，伯克明确把卢梭的政治著作和法国革命联系在一起。
    关于伯克对卢梭著作的见解，我们还可以追溯得更前一些。伯克在文坛崭露头角后，曾为一位名出版商编辑一份叫《年志》的出版物，其中他对当时面世的一些重要著作进行了简约的评论。 他曾在1759 年和1762年的《年志》上分别评介了卢梭的《关于戏剧演出给达朗贝尔的信》和《爱弥儿》。他一方面赞赏卢梭的才学，同时又对其著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给达朗贝的信》“对人没有一点用处或利益”，实际上是“对文明社会的讽刺，对学问的嘲弄”，“如果听任发展下去，只会混淆是非，导向怀疑论”〔5〕。说到《爱弥儿》， 伯克断言：“只要知道在任何题目上的既定概念是什么，就可以明确知道卢梭的那些概念不是什么。”〔6〕1791年6月，伯克又在一封信中谴责了卢梭在其爱情小说《新爱洛依丝》中所宣扬的那种“自然或不自然的激情”，他认为放纵浪漫激情，蔑视“那种限制欲望的美德”，并以所谓的“人道或博爱”取而代之，“通过这些手段，他们的道德之中遂失去约束的思想，或者确实没有了任何独特的既定原则”。如果听任这种感情支配，人们就会不再明辨是非好坏〔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