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对卢梭的指责和抨击在他1791年所写的《致国民议会一位成员的信》中集中、猛烈地表现出来。其时伯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早已发表，他反对法国革命的坚定立场和观点在英、法引起了巨大反响，赞成者众，反对者也大有人在，伯克的这篇文稿就是为了答复针对他的一些反对意见的。伯克在文中坚信法国革命特别是其政治设计犯了严重错误，这种错误是和卢梭等人的思想理论指导分不开的。法国国民议会把卢梭树为革命新道德的楷模，推荐卢梭的著作来教育年轻人。由此入手，伯克展开了对卢梭尤其是他的人格和道德哲学的尖锐批评。伯克断定，“卢梭是个道德家，或者他什么也不是”。何以如此？因为卢梭当属“道德的大胆实验者”，他的道德是“混合的或模棱两可的道德”。伯克认为，虚荣是最为可怕、有害的品格，而卢梭的品格中虚荣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他创立了“虚荣的哲学”。在“紊乱、怪异的虚荣”支配下，卢梭发表了他的《忏悔录》来减轻他“暧昧的、粗俗的罪恶”〔8〕。伯克在此特指的是卢梭以难于抚养为名把他的5个孩子送进育婴堂一事，说他把“令人作呕的偷情的产物”“弃之如垃圾废物”，因而身为哲学家的卢梭简直连熊都不如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呢？“对整个人类的博爱，对教授们接触的每个个人的冷漠，构成了这新哲学的特色。”〔9〕
    在这篇文稿中，对卢梭的批判始终和对法国革命的抨击结合起来。伯克认定国民议会的领导人都像卢梭，“他们把他的血液灌输入他们的心灵和生活方式之中。他们学习他，思考他，他们用从白天卖力的胡闹或夜晚的放纵中挤出的全部时间把他加以反复考虑”。一句话，他们视卢梭为思想和行动的典范〔10〕。但是在伯克看来，卢梭在道德上简直一无是处，其道德哲学破坏家庭关系，败坏了道德和趣味，因而势必危及传统的人伦关系和社会秩序，在其导致的直接后果中，伯克提到了宗教信仰的破坏，通过暗杀等恐怖手段建立暴君统治等。伯克对卢梭的著作总体评价道：
    我们不能依靠他的任何著作，尽管它们偶尔包含着对人性的许多深入的洞见。但他的教条总体上是不适合真正的生活和风俗的，我们从未梦想从中撷取任何法律或行为的准则，或诉诸他的见解来加强或印证任何事情。……在其变化无常之间，必须承认他有时候是道德的，并且赋予道德一种崇高的风格。但他著作的总的精神和倾向是有害的。〔11〕
    综上所述，伯克对卢梭的尖锐批评主要见于法国革命期间。他明确把卢梭的思想理论和大革命的政治实践对应起来，反对法国革命就必须批判卢梭，警惕其人格和思想的有害影响。伯克侧重批判卢梭的道德哲学，因为卢梭的整个政治思想是被包容其中的，而且卢梭的终极政治目标正是要建立一个道德理想国。
    二
    对于卢梭的政治和社会思想，国内知识界向来比较关注，知之甚多，译介不少，本世纪初有人在读到《社会契约论》后，即表示当“列炬以烛之，张乐以导之，呼万岁以欢迎之”〔12〕。相反，对伯克的译介则相当少，大陆学人只是近些年来才注意到他。其实，他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丝毫不逊于卢梭。他是英美保守主义的创始人和集大成者，对后世的思想影响也蔚为大观。卢梭倡言的是一套理性主义的、先验的政治哲学，而伯克针锋相对，提出的是一套经验主义的政治思想。在法国革命的时代，它们分别代表了法国或欧陆、英国政治思潮的主流，发生了激烈交锋。
    如此说来，伯克与卢梭政治思想上的对立似乎已是确论。但事实并不尽然。早在法国革命时期，有个名叫根茨的普鲁士官员着手把《法国革命感想录》译成德文，并注意到伯克和卢梭思想中的共同之处。根茨认为，他们都希望对抗时代的偏执，而诉诸往昔的美德和魅力，因此卢梭神往“自然状态”，那过去的黄金时代，而伯克则缅怀、求助于中世纪。他们都从过去汲取灵感来纠正时弊，把过去一切美好的东西和文明社会的进步统一、调和起来〔13〕。近人奥斯邦也认为伯克和卢梭有许多相通和共同之处，其中最主要的是他们的自由观皆由天赋人权而来〔14〕。与此相关，他们对“上帝”和“自然”观念的理解也是类同的，他们的思想都有理想主义的一面〔15〕。因此奥斯邦断言，伯克“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主要原则是和卢梭一致的这一事实”〔16〕，他误读了卢梭。说伯克对卢梭的猛烈批评出自误解，这是不正确的。
    伯克和卢梭的思想形态确有相似之处：伯克的政治哲学建立在深厚的道德基础之上，而卢梭的政治理论实质上就是一种道德哲学；另外一点比较明显的是，卢梭和伯克都对19世纪兴起的浪漫主义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但着重政治思想，这些相似之处都是次要的，而其矛盾和对立则是鲜明的、突出的。
    对应根茨等人的观点，我们首先考察一下伯克和卢梭的社会历史观。伯克的社会历史观是他整个社会政治思想的一块理论基石，正像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他的社会政治思想一样。
    卢梭关注的始终是社会政治问题。为了评判现时的国家和社会，确定对未来的政治设计，卢梭认为应该以“自然状态”作为基本准则。这一主题明确见于他的第一篇重要著作《论科学与艺术》，并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等主要政治著作中得到延伸和发展。卢梭把自然与社会对立起来，否定文明的历史进程。自然是美好的，自然人是生来自由平等的；然而，艺术和科学的发明，土地的分配以及分工的出现，破坏了人们的原始平等，贫困和奴役相随而来。而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非但没有遏制这一不平等的进程，反而把不平等肯定下来。换言之，不平等、奴役和贫困都是由文明社会造成的。从自然状态与文明社会的矛盾对立之中，卢梭引出了反社会、反文明的逻辑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