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拉美国家尤其是中美洲国家频频发生的动乱，加拿大政府的一贯立场是不予介入，并认为该地区社会动乱的根源是社会不公正、经济困难，特别是外部势力进行干涉的结果，美国直接干预美洲国家事务只能使事态乱上加乱。因此，美国通过美洲国家组织干涉拉美事务的做法使加拿大深感不安，对中美洲地区的军事化也表示不满。它自知无力扭转这种局面，只好采取避而远之的策略。它宁愿通过联合国同拉美国家联系，也不愿与美洲国家组织直接发生关系。这样游离于泛美组织之外，在行动上可以退进自如，不致陷入其中而任美国摆布。加拿大把外交活动的重点放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联合国方面，但同时也意识到北大西洋公约市场不完全可靠，从长远计，应把拉美视为重要市场。（注：到1954年加拿大对拉美的贸易已经比1947年增长了15倍。参见詹姆斯·罗克林：前引书，第45页。）可是，在对拉美的政策上，加拿大既要与美国保持一定距离，又要不开罪美国。这种情况使得加拿大对拉美的政策显得摇摆不定而自相矛盾。它所宣传的目的与所使用的手段往往互为枘凿。
    由于战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飞扬跋扈，对中美洲地区更是横加干涉，早先在拉美人民心目中的“施主”形象荡然无存。60年代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所实行的黩武政策，更使拉美人民失去信任。1959年1 月古巴革命胜利后，拉美人民民族自主的意识得到激发，增强了对美国的离心力。他们开始学会通过美洲国家组织来改变美拉关系，改革泛美体系。在此后的美洲国家会议上，反对和防止美国干涉西半球国家内政、阻止美国经济渗透，都成为会议中心议题之一。1967年拉美特别会议通过《宪章修改议定书》，规定用“美洲国家大会”取代美国控制下的美洲国家会议，常设机构改为秘书处。这是用改革机构的方式清除美国高压政策的一次尝试。1973年在拉美各国的坚持下，美洲国家组织通过了《美洲国家关系原则宣言》，提出各国有权自由选择管理形式和经济、社会制度。1979年11月，第9 届美洲国家组织大会抨击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自战后一直采取较强硬外交政策的一些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墨西哥、危地马拉和玻利维亚等国在美洲国家组织中表现更为突出。他们多次反对美国发号施令，对美国侵略干涉政策表示异议，并在美洲国家会议上公开同美国唱反调。拉美人民反美反独裁的斗争对加拿大来说是一个鼓舞。加拿大同情拉美国家的处境，同美国的分歧越来越大。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从政治、经济、军事上进行了一系列反对活动，宣布断绝同古巴的外交关系，并通过美洲国家组织来孤立古巴，对古巴实行集体制裁，取消古巴的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的资格。加拿大顶住了美国的强大压力，继续同古巴保持外交关系，并且拒绝接受美国提出的对古巴实行全面禁运的要求，仍旧保持同古巴的经济贸易往来。虽然这时加拿大外长霍华德·格林主张加拿大加入美洲国家组织，但外交界以古巴事例为由反对参加。1961年加拿大驻哥伦比亚大使说，在古巴问题上，来自美国的压力很大，假如美洲国家组织赞成美国的主张，那么加拿大就得放弃其对古巴的一贯政策，只要加拿大加入美洲国家组织，不是得罪美国和亲美国家，就是得罪古巴和加拿大国内同情古巴的势力。（注：詹姆斯·罗克林：前引书，第58页。）不管怎样，加拿大没有加入泛美组织一事，令古巴极为宽慰。1965年美国出兵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更令加拿大怀疑加入美洲国家组织的明智性。1969年加拿大政府组织企业家和学者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加入美洲国家组织的利弊。经研究，委员会建议加拿大立即参加该组织，加拿大政府仍未予采纳。（注：詹姆斯·罗克林：前引书，第66页。）
    加拿大与美国在拉美政策上的分歧，更加妨碍了加拿大加入美洲国家组织问题的解决。虽然加拿大商人一再提议加入泛美组织，以求扩大在拉美的经济利益，但未能影响政府的决策。在冷战意识上，加拿大从战略上是附和美国的，但为了保持自己的外交独立性，当考虑是否参加泛美组织时，又望而却步，徘徊在泛美组织大门之外。
    五
    1968至1984年是推行鲜明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的加拿大总理、自由党人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Pierre Elliott Trudeau）执政时期（注：此间1979—1980年进步保守党人乔·克拉克曾执政数月。）。他的目标首先是减轻对美国的依赖，振兴加拿大民族经济，并鼓励把加拿大经济交往重点导向拉丁美洲及欧洲共同体和日本。这一所谓“第三选择”的贸易政策改变了加拿大与泛美组织的关系。特鲁多的外交政策中最显著的一步是在1968年10月至11月向拉美派出9 个访问团。从1970年起加拿大扩大了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援助数额。（注：如1970至1977年加拿大对海地、古巴和秘鲁的经援数目，分别由14万加元、5万加元和38万元增长到511万加元、452万加元和327万加元。参见詹姆斯·罗克林：前引书，第244页。）
    在参加美洲国家组织问题上，1972年是个突破的年代。在对拉美经济交往势头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加拿大决定向美洲国家组织派出常驻观察员。这是加拿大首次作出向泛美组织靠近的姿态。加拿大终于抬起长期揣于袖中的手，叩响泛美组织的大门。观察员身份没有投票权，可以置身事外以躲避两面不讨好的局面。重要的是，这时的加拿大对于其外交政策更加自信，对其在拉美的经济利益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1976年特鲁多访问拉美三国（古巴、委内瑞拉和墨西哥），这是加拿大总理首次访问拉丁美洲，也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古巴。
    到了80年代，关于是否加入美洲国家组织的问题，在加拿大又成为谈论的话题，也是在拉美获取丰厚利润的企业界和金融界人士所关注的问题。1980年“加拿大拉美学会”（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LatinAmerica）调查了250家与拉美有联系的企业，其中69%的企业赞成加拿大加入美洲国家组织。（注：詹姆斯·罗克林：前引书，第134页。）可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尤其在70～80年代期间，拉美国家一直以其居高难下的通货膨胀率而“闻名于世”，债务危机此起彼伏。这种情况令加拿大政府决策人裹足不前。同时美洲国家组织面对中美洲地区纠纷和1982年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无能为力，暴露了美洲国家组织的脆弱。直到1988年，即加拿大宣布加入美洲国家组织的前一年，外交部文件仍严肃地批评这个组织软弱无力，行动迟缓。有的加拿大学者甚至从根本上就反对把加拿大列入西半球范围。约翰·霍尔姆斯教授就此辩解道：第一，从地缘政治上看，加拿大之所以与西半球有关系，只是这两块大陆被一个窄窄的地峡偶然地连接起来，而这两块大陆被同一个意大利人起了一个名字——美洲；第二，泛美这个概念之所以被加拿大人所接受，因为长期以来只要一讨论加拿大与拉美的关系，就把它放在泛美体系这个题目下，经过无休止的争论后，加拿大人逐渐承认了这个概念，久而久之，是否加入泛美体系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第三，加拿大在拉丁美洲这个世界上问题最多的地区之一过去没有起到建设性的作用。面对拉丁美洲，美国把加拿大人揽护在身后，并挡住加拿大人的视线。（注：约翰·霍尔姆斯：前引书，第228—231页。）这虽属一家之言，却也代表了一部分加拿大知识分子的看法。甚至那些原来支持加拿大加入美洲国家组织的魁北克法裔民族主义者们也改变了以往的态度，认为美洲国家组织对加拿大来说不合适，它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上述这些因素使加拿大步入美洲国家组织的步伐放慢了，刚刚抬起的手又放下了。但值得注意的是，1975年巴巴多斯和雅买加在加入美洲国家组织时，并未被迫附署里约条约。这表明加拿大一向顾忌的里约军事条约已经失去约束力。可是特鲁多并没特别看重这个因素。他认为，加拿大在决定参加美洲国家组织之前，不得不考虑美国对拉美实施的压制和干预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拉美诸国本身存在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动荡不定的不利条件。
    1984年进步保守党人布赖恩·马尔罗尼（Brian Mulroney）当选加拿大总理（1984—1993年）后积极开辟北美经济一体化进程，对拉美政策也相应作了许多重大调整。马尔罗尼虽然支持里根的反苏反共的星球大战政策，但与特鲁多一样，拒绝支持美国对中美洲地区使用武力。80年代末90年代初，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明显下降，一些中美洲国家持续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内战亦告结束。随着拉美政治经济形势的缓和，加拿大成为拉美第二大投资国，仅次于美国。1987年，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历经16个月23轮的谈判而告成功。这无疑是促使加拿大政府重新积极地考虑参加美洲国家组织的一个重要因素。1988—1989年加拿大的对外政策主要着眼于拉丁美洲。1989年初拉美司助理部长路易斯·弗雷歇特（Louise Frechette）和驻拉丁美洲巡回大使兼驻美洲国家组织常驻观察员理查德·戈勒姆（Richard Gorham）做通了起决定作用的外交部长乔·克拉克（Joe Clark）的工作，克拉克同意加入美洲国家组织。 下一步是说服马尔罗尼总理。1989年初墨西哥外长已邀请加拿大加入美洲国家组织。后趁同年6月马尔罗尼访欧期间， 墨西哥总统萨里纳斯·德·戈泰里（Salinas de Gortari）和委内瑞拉总理卡洛斯·安德列斯·佩雷斯（Carlos Andres Perez）继续说服马尔罗尼。同年夏末， 渥太华终于决定正式加入美洲国家组织。加拿大外长克拉克在发表演说时表示，加拿大加入美洲国家组织的意义，不在于成为这个组织的正式成员，而在于成为这个半球的伙伴。（注：詹姆斯·罗克林：前引书，第193页。）1990年1月8日，加拿大大使向美洲国家组织呈递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