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指导思想
    世界史的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为此，应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生产力既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也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同时还是认识和评价历史的根本标准。自有阶级以来，阶级斗争确实起着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但是，它既不能包容全部历史，更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从人类起源到于今，生产活动始终是人类的第一个活动，从未间断也不可能间断。人类文明的演进，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只能在生产力进步的基础上实现。旧石器时代使原始氏族社会形成，新石器时代带来了原始农耕与原始畜牧的出现与发展。农业的出现是自有人类以来意义最大的历史性飞跃。到金石并用时代，青铜工具逐渐普及，氏族社会便走向解体，取而代之的是普遍使用奴隶的现象，人类社会进入了文明时代。与近代社会同步开始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依手工工场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而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结构同样是基于此而演进的。几百万年来人类文明的进程已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说到底，社会形态的更迭，某一社会制度内所进行的自我调节，本质上也是对生产力发展的适应。虽然历史上和现实中并不是每一件细微的事物都能与生产力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但是从宏观的、长远的视角上看，则脱离不开这一总的规律。
    第二，实事求是，还原历史，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立论。论从史出，而不是从某些著作或某些传统的公式中引出，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原则。任何人对历史的认识、解释和对未来的推测，都难免有局限性，至少是历史的局限性和认识上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只能要求更贴近史实，更接近科学。这就必须要重实践，重结局，认同经过实践检验证实了的事情。
    联系上述第一条的内容，在评价一种社会制度、重要的方针政策、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作用等等之时，最根本的是要看它对生产力发展的容量与适应程度，对社会调节机制的改进起何种作用。例如，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其客观使命就是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此外并不负担其他别的任务。革命中的立法，凡是有利于改造封建制度，解除生产力桎梏的，就是应予肯定的。至于是否为下层群众谋福利，则不能当作评价与衡量的根本标准。更不应由于它坚持私有制而大加批判，大讲其“局限性”。应该看到，私有制本身就是发展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封建私有制，是历史的进步，是解放生产力的表现。以往常见的“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不能解决根本矛盾”等等的套语，我们不要再用了。因为这种提法常常掩盖了历史的进步。
    还原历史，既包括对历史作实事求是的阐述与评价，也包括全方位地叙述历史，还以往社会以本来面貌。尤其是要尽最大努力去填补过去被忽视的普通人社会生活的情景，诸如人口、家庭、婚姻、习俗、心态、重要的服饰变化、娱乐等等。历史上为时最久的毕竟不是拼杀与争斗，而是和平状态下的社会面面观。
    在叙述各国各民族文化时，应尽可能写出其文化的传统特点。传统文化为各民族生活中的基本要素，既反映出民族的特征，也在相当程度上规定着国家和民族的生活方式。
    第三，认同历史上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继承这笔遗产，不要强行对一切都贴上阶级或主义的标签。过去总是说，自然科学与技术没有阶级性，其余一切都是有阶级性的。其实情况并非如此。历史上大量存在的反映客观规律的现象就没有阶级性。因为它们是规律，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或者放之四海而皆准，怎么能从属于某个阶级或主义？无论贴上什么标签，它也不会改变。文明时代取代原始公社，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如此等等，难道是由哪个阶级或主义决定的吗？人类自身的演变也是如此。当人们在精神上不断觉醒，终于意识到人的地位和价值，要求摆脱屈辱状态，追求应有的权利、尊严和自我完善之时，这种愿望其实是人性的正常表现，并不是某阶级意志的反映。在道德规范上，从来都存在贪赃枉法、渎职无为、杀人越货、奢靡淫乱等等丑恶现象，也存在刚直不阿、清正廉洁、忧国忧民、扶危济困等等高尚情操与美德，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这一切都不是某个阶级所专有的，也不是专门出现在某个阶级中的什么人身上。
    上述这些属于共性的现象或事物，单靠阶级分析的方法很难说清楚，肯定或否定只能依据客观规律和历来举世同认的公理。如果按照过去某种教条化的说法，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划归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岂不是只剩下了计划经济这一条路？！如果把人权、人性论拱手交给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岂不是不讲人权、没有人性了吗？！可见，强贴标签的教条主义做法，既在理论上站不住，实践中也是有害的。
    当然，这里是专指那些共性事物而言的，并不是否定阶级分析方法。大量的历史现象确实有着阶级属性，这一点也是必须坚持的。
    第四，坚持具体分析，避免绝对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之一，这乃是公论。这里又重新提出，除去要强调其重要性之外，还因为有许多历史现象是进步作用与丑恶罪行杂陈的。发生在近代早期的圈地运动、黑奴贩卖、殖民掠夺等等，都是令人发指的罪行，可说是惨绝人寰。然而，它们都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表现形式，而资本原始积累则是推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进步过程。如果因其充满罪恶便否定其在主流上是进步过程，那就不是科学态度。我们不是常说“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吗？这里就要讲点“无情”了，因为科学性是绝不能违背的。
    另外，在处理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时，也要辩证地分析。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这是一条辩证法的原理。但是并不排除若干偶然现象并不一定体现着必然规律，但却又客观地存在着。重要人物的性格，进步事业中由于偶然失误造成的挫折等等，如同人们常说的“不该发生的故事”却真地发生了，这就不要机械地套用必然规律之类的公式去解释，而应如实地叙说。
    第五，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要有高屋建瓴的气势。解释历史要站得高，看得远，看得宽。一眼望去，不只是几年，而是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不只一地，还要一国、一洲，乃至全世界。对具体的事件、人物等等，也要深刻认识，从本质上加以阐述。没有宏观的视角，微观事物就难以定位；缺乏微观研究，宏观结论则作不出来。
    更为重要的是，宏观地看问题，要求我们站到人类文明演进的更高境界上去。在史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于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学会了农耕与畜牧。此事看似无奇，但却是自有人类以来意义最大的历史性飞跃，标志着农业文明的诞生。青铜时代剩余产品日增，私有财产出现，使用奴隶现象的普遍，具有了从农耕中分出人手的条件，就出现了有专人从事手工制做、开采冶炼、土木建筑、开渠挖沟、祭祀神祗乃至社会管理活动的现象，这更是人类脱离原始状态，进入文明时期的标志。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3世纪，以中国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局面、印度古代文明繁盛和希腊古典文明灿烂为标志的古代文明“轴心时代”，使人类意识到了人与外界（自然或“天”）有别的界限，认识到了人类自身的内部结构，还产生了对人的本质或人性的反省，大大增强了人的主动奋争和社会结构与国家体制的演进。这个轴心时代足堪与后世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相媲美，都是人类精神觉醒的重大标志。至于商品经济兴起、近代以来三次科技革命所起的划时代作用，更是人类文明大踏步前进的表征。民族取代家族、国家取代国王、法制取代特权、公民取代臣民、科学取代蒙昧……都是人类文明在各个领域演进的重大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