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史学界于80年代初掀起了对克伦威尔评论的热潮，并一直持续至80年代末，其中不乏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注：据笔者统计，整个80年代直接评述克伦威尔的文章有13篇，另有3 篇翻译的评述文章。）如王觉非先生对国外史学自克伦威尔朝代开始的对其评述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蒋孟引先生是否定克伦威尔的代表；关勋夏先生则采取了二分法，认为克伦威尔既有成就也有罪过，是“矛盾”的历史人物。（注：参见王觉非：《评研究克伦威尔的史学》，载自《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蒋孟引：《论克伦威尔》，载自《南京大学学报》 1982年第3期；陈贤齐：《也评克伦威尔》，载自《四川大学学报》1985 年第3期；关勋夏：《克伦威尔的评价问题》， 载自《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至90年代，对克伦威尔的研究就悄无声息了， 学者们更加倾向于关勋夏的观点而达成共识。
    当然，蒋孟引先生在文章中以大量史料来证明克伦威尔是一个“向上爬”的小丑，他是彻底的非革命者，这种评论本身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评论应以对事物发展的客观实践为标准，主观动机是不能作为主要依据的，更何况这种动机往往陷入猜测这中。另外，蒋先生的引文虽然丰富，但一看就知道，他重复的正是英国史学上否定克伦威尔时期的观点与论据。王觉非先生的论文中已充分展示了这一点。
    认为历史人物有功有过，功过应分清，尤其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这种方法已成为史学研究中的思维定势。许多人挂在嘴上，也落实到了笔上，即评价历史人物的文章“三大块”，“功、过、矛盾的历史人物”，并声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当然，在评论不同的历史人物时，这种方法也有变化，如一个个史实的分析、一个个阶段的分析等。而对克伦威尔评价近年来趋于沉寂，正是由于史学界取得了这种方法的统一而在观念上无法突破的缘故。
    笔者认为，克伦威尔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缺点，但那是伟人的缺点。在评价克伦威尔时首先应肯定他是一个伟大人物，他所做的一切是他为那个时代服务的。
    由于克伦威尔在反封建方面的功劳已为当今国内外史学界所共识，其分歧即在于他镇压平等派、掘土派，以及远征爱尔兰和建立军事独裁政体，现就这几个问题进行粗略的分析。
    一、关于克伦威尔镇压民主运动与远征爱尔兰
    关于镇压平等派与掘土派运动。平等派是城市平民的代表，掘土派是农村自耕农的代表，城市平民与自耕农在革命中给了资产阶级及新贵族以莫大的支持，帮助资产阶级将革命胜利完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391—392页。）但在打败了封建王党的军事进攻之后，克伦威尔于1647—1649年先后两次镇压了平等派运动；1649年又镇压了掘土派。有人进而认为克伦威尔此举使英国革命走上下降的路线，并以克伦威尔加速土地圈占速度为依据。
    事实上，这里应弄清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镇压人民运动是否就无条件地视为“罪过”；二是对圈地运动与法国分配小土地政策的评价。我们知道，平等派、掘土派要求建立的无限制的，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倒退的所谓“真正自由的共和国”，（注：《温斯坦莱文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8页。）这与资产阶级的、进步的， 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以大生产为发展方向的共和国相去甚远。克伦威尔所要建立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正是历史的要求、朝代的呼唤，是正确的。在这一点上，他是无罪而有功的，只是他利用的手段过于残酷罢了。而圈地运动的加速进行“使英国革命在本质上有别于用分散土地来消灭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国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51页。）这里所谓“本质上”并不指性质差异，而是手段不同，且没有孰优孰劣的裁决。生产的集中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各国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中，集中的速度越快，社会发展也越快，英国圈地运动走的正是这一道路。而法国分散的小生产严重地阻碍其生产的发展，以及专制政体长期存在也正是小农的作用。如果我们不是历史地分析社会发展史，那么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就不再是社会的进步，而是走向深渊了。因为原始社会是公有制，而奴隶社会的残酷是人所共知的。但我们为什么称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更为先进、更为文明呢？这就是历史的观念，它是以社会发展的客观方向为基点，而不是悲天悯人。克伦威尔所进行的以掠夺农民土地为方式的圈地运动，以及在1851至1852年通过所拍卖的大块土地，农民确为受害者。（注：1651至1652年，克伦威尔政权先后三次颁布拍卖土地的法令。在所拍卖的土地中，伦敦资产阶级购得了其中的50.73%，土地贵族购得了9.24%，其他富人购得了28.9%。这说明英国革命是将土地转移到了资产者手中，且集中程度较高。这些数据见C.N.阿尔罕盖莱斯基《17世纪英国革命时期的土地立法与农民运动》（《史学译丛》1957年第 2 期）。 但正是农民的受害之实确保了英国专制政体在1689年之后再没有出现，同时也确保了英国工农业近代化的顺利完成。（注：同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土地政策，法国要激进得多，是以小块土地出售的，农民成为主要受益者之一，我国史学界历来对此津津乐道。但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法国专制政体一直延续至普法战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农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二是小农的壮大在19世纪后半期使得其工农业规模小，速度慢。至于与上述两点有关的是，法国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落后。）
    我们没有必要为克伦威尔镇压人民的屠刀唱赞美诗，但必须指出的是，克伦威尔维护资产阶级并没有错，如果说错，那即是其手段过于残酷罢了。
    关于远征爱尔兰的问题。克伦威尔远征爱尔兰进行殖民侵略，的确给爱尔兰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使他的身上沾满了爱尔兰人的鲜血，克伦威尔难辞其咎。但这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即克伦威尔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事实上，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无不要求进行殖民扩张，其政治代表往往尽力满足他们的这一愿望。
    二、关于克伦威尔独裁政体
    有的学者指出，克伦威尔处死国王及建立共和国完全是处于人民的压力上不得已才实行的，而其后来进行军事独裁统治才是其政治目的。（注：我国学者在谈及这一问题时均采用了这一观点。国外史学界持这一观点的也不乏其人， 如英国学者David Underdown说克伦威尔于1648—1649年是被动地“在士兵的压力下”（参见“Honest”Radicalsin the Counties，1642—1649——Pennington and Thomas，Op.cit，P.187）进行革命的，而G.E.Aglmer 则直接指出克伦威尔不是一个自觉自愿的革命者， 在许多方面还是一个保守派。 ”（参见TheStruggle for the Constitution,1603—1689,1971,P.129.）其实，仅从一个人自觉革命还是被迫革命的角度去评价历史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从一个人的主观愿望出发对人物进行评价是不可靠的，甚至从人物的言论出发评价人物也不可信，历史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的愿望与言论本身的可靠性就值得怀疑，在言与行之间，我们的评价研究更应侧重后者，当主观愿望与其行动发生矛盾之时这种方法就尤为重要了。也就是说，在1648至1649年英国革命危机关头，克伦威尔事实上是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了的，这一点勿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