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克伦威尔最后建立军事独裁政体，并以之取代了共和制，我们要客观地与当时英国的实际情况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1653年4 月20日，克伦威尔率领一支火枪队闯入长期议会，宣布解散了议会，随后建立了自己的御用国会，成立了护国主政体。许多学者认为，护国主政体是一种专制政体，是共和主义的倒退，它的存在促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注：在我国学者的论文中均可见这一观点，只是陈贤齐先生没有提及这一点。）不错，护国主政体是一种专制的政体，在形式上也是共和主义的倒退，且其运作方式也极易令人与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联系起来，而认为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护国主政体在英国革命中并不是共和主义的倒退，也与复辟有质的区别。
    要弄清克伦威尔建立的护国主政体，必须先弄清两个问题：这一政体出现的原因及性质。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其中克伦威尔也是人民创造出来的。且不说克伦威尔的光辉业绩都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甚至参与下完成的，即使是所谓的“罪行”，也与人民群众的态度息息相关。克伦威尔独裁政体的建立也基于此。驱散议会一般认为是向专制转向，因为我们一直将议会政治及其完善看作是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的典型代表，但克伦威尔所驱散的长期议会已极为腐败，声名狼藉，它已与资产阶级及人民群众下层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克伦威尔所代表的是英国人民的意愿，是“英国人民通过克伦威尔驱散了长期议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5页。）
    另外，保卫资产阶级与新贵族既得利益的需要促使克伦威尔独裁建立。克伦威尔政权不是下层人民的政权。当时英国的金融贵族、农业贵族、商人以及那些靠购买爱尔兰和苏格兰地产而发财的人，连同革命中的受益者和军政要员，他们需要强有力的政权来保卫其利益，稳定社会秩序，使其生活进入他们预想的以私有财产为根基的秩序之中。这样，来自封建王党势力的想将社会拉回旧秩序之中的复辟活动，以及人民群众下层欲继续革命的运动的压力，均需要强有力的政府进行镇压，但当时的共和政府已无力完成这一任务。克伦威尔由于在内战中的崇高的不可替代的威望，使他成了资产阶级的首选人物。同时，正是克伦威尔政权使英国革命的成果大体上保留下来，使英国沿资本主义道路顺利发展起来。
    我们不能否认，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正是英国当时政治、经济及各方面状况综合而形成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而且是符合处于上升时期的新的生产力代表者的利益。但是，由于这个政权是在资产阶级面临失去财产权的威胁之下建立的，这样，一旦威胁解除或基本解除，资产阶级就不再支持它了。米涅在评价拿破仑政权和克伦威尔政权的产生与失败时说：“这就是产生于自由、却不复以自由为基础的政权的结局。”（注：米涅：《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82页。）
    至于克伦威尔政权是否成为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桥梁，史学界历来争论不休。我国史学界的王觉非、蒋孟引、关勋夏等人均持肯定态度，认为克伦威尔独裁摧毁了民主势力，为复辟大开方便之门。这里，我们只需研究一下各民主势力的主张即会发现，它们的主张均与当时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关系脱节，理想主义者居多，如果它们掌握政权，革命的果实就会易手，且决不会是斯图亚特王朝在承认革命成果基础之上的复辟，而是其简单的复辟。另外，我们需看一下克伦威尔在复辟王朝时的历史地位就会发现，克伦威尔政权实际上与斯图亚特王朝是有很大不同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王党分子专门召开会议，把已死的克伦威尔宣布为“弑君”犯而重新处决，且于1661年1月30日， 也就是查理一世被处决的12周年，把克伦威尔尸体从棺木中拉出来吊上绞刑架，然后袅首示众。而这一时期的史学也对克伦威尔持全面否定的态度，1663年出版的詹姆斯·赫斯的《鞭子》一书是代表作， （注： James
    Heath,Flagellum,or the Life and Death,Bruial of Oliver Cromwell,the Late Usuper,1663.）卡莱尔称它是咒骂克伦威尔的主要资料来源，当然，卡莱尔对克伦威尔是持全面肯定态度的，他的评价不可全信，但反映出复辟时期史学在评论克论威尔时主导方向。我们至少不应把克伦威尔政权与复辟王朝之间的关系说得如此紧密，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是不成立的。
    我们认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进行独裁乃至复辟统治都是正常的，是革命成果的稳定时期，是英国、法国等国的阶级构成及各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总结说：“任何国家，只有经过残酷的斗争和共和国的政府形式才能从君主专制过到君主立宪。”（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50页。）马克思所做的是对17世纪英国历史的总体性概况，而至于他同时又说过的“克伦威尔通过征服爱尔兰而推翻了英格兰共和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09页。）等，是马克思对个案这间联系的研究， 但如将它放入整体历史的研究之下，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对克伦威尔独裁的评价。正如在拿破仑建立帝制的问题上，恩格斯说：“我并不准备责备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7页。）我们何不在克伦威尔独裁问题上也同革命导师保持一致呢？
    三、关于克伦威尔评价的方法
    正如本文前面已经提及的，我国史学界对人物的评价已走入程式化的困惑中。一功、二过、三矛盾。并且，这种方法尤为可怕的后果是成为大中学历史人物教学的主导方法与原则，并且自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其实，辩证法并不是这样分析事物的，相反却是坚决反对这种方法的。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思想时就曾讲过，蒲鲁东的思维方法就是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4页。）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历史人物研究时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大家注意。
    首先，关于事物的两面性问题，即事物的矛盾性问题。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我国史学界不加分析地据此称一切人物都是矛盾的历史人物，都是先进性与落后性的结合，并以具体史实加以填空。其实，这些分析结论等于什么都没说，且千篇一律。现以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分析拿破仑与路易·波拿巴的方法试加说明。马克思认为拿破仑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所有的缺点是伟大人物的缺点，其成就是其一生的主流：而路易·波拿巴则是一个小丑，尽管这一小丑处处模仿英雄拿破仑，但他仍然也只能是个“小丑”，是“不可救药的蠢驴”。（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03页。）也就是说， 马克思评价历史人物时总指出其主导方面的评价，而不是各打五十大板，一方面有功，另一方面有罪。曾有一位学理工的学友问我：“辩证法是不是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并举例说明这种方法的错误：假如你打一个针子，你能钉得既牢固又不牢固吗？我告诉他说这是诡辩，是庸俗的辩证法，马克思是反对的。他却说你们历史学评价事物时不是一直这样做吗？我真的有点惭愧。
    其次，人们评价资产阶级人物时，总是要努力在其身上找到不足之处，这种方法已成了思维定式。如大学教材中在叙及林肯对待南方奴隶制的态度时，十分肯定地说明林肯不是废奴主义者，但查其理由，不过是林肯不主张马上废奴，且不主张马上以武力废奴。但不废奴是一个问题，如何废奴又是另一个问题，教材的作者用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来回答第一问题，纠其原因，即是思维方式的问题。这样的例子在各类文章、著作中随处可见，在评价克伦威尔时当然也有这种倾向。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克伦威尔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领导了推翻封建王朝与保卫革命成果的伟大革命运动，他所暴露的缺点与局限，正是那个时代资产阶级不成熟的标志，并非仅是其个人原因所造成的。以其镇压民主运动来评述他是一个“矛盾的一身二任的历史人物”，则超越了他的时代，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