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吉伦特派虽然认为代议制政府最能体现公民的公共意志，保障和维护公民的各项权利，但也看到了它存在的弊病。首先，立法权制定的法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因为“很少真理是绝对的”，“许多被当作真理来接受的东西，往往可以发现接受的原来是过去的谬误。”此外，法不是经久不变的，人类本身和人类的认识不断进步，法必须根据新的情况，根据人的新的认识不断修改，因而不能盲目地依赖法。从法的执行来看，也与法的目的有很大的矛盾。为保障人权而制定法，法的执行却似乎显得在于限制、甚至损害人权，如死刑、“非常法”等就是“通过暴力手段来执行的”，“有时甚至硬给正义和人道披上血腥的外衣”，算是一种“出于公共安全的严峻需要所作出的痛苦而又必要的牺牲。”吉伦特派的政法学者认为，只有考虑到这一点，这种做法“才在自然和理性的眼里显得合法”，才能“代表公民精神”，才不至于“过多地危害美好的道德、对同胞的尊重和博爱的传统。”〔24〕其次，公民选出来的代表并不一定都能按公民的意志行事。他们可以滥用权力，对公民实行“间接的专政”。他们还可能是一些伪善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对自由的追求，不是献身自由事业的激情，而是骄傲、野心的狂热。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是不会享有什么权利的！
    为防止代议制的弊病，应当对议会权力作一些技术性的限制。第一，对立法权实行某些制约。如不让立法权具有“任何行政职能”，同时，让行政权对立法权起一种制衡作用，“具有使立法权听取其意见的方法和纠正其偏差的能力。”〔25〕行政、司法人员由公民选举产生，他们是“人民的公务员，不是人民代表任用的官员”，使立法权不能“任意撤换”他们，他们也不致对立法权“过分依赖”。〔26〕第二，让选民直接参与立法。代议制政府的权力原本就来自人民：“人民通过他们自己、也通过他们的代表行使权力，在后一种情况下，……代表们自己的意愿很可能会被当作法律来执行。……因为它们很可能有会被假定为公共意志的表达”，而这是不允许的。所以当这种假定不符合公共意志时，人民的意愿应当取代那种假定，取代他们的受委托人所作出的决定，这就是选民直接参与立法。这是选民在委托其代表行使立法权时为自己保留的立法动议权和对他们的代表通过的法律的最后批准权或决定权。总之，人民拥有“决定一切与社会幸福有关的事情的权力。”〔27〕当然，直接参与立法的程度是很有限的，但作为立法权的一种补充，吉伦特派认为是完全必要的。
    显然，在选举权方面，吉伦特派从原来主张选民应有财产资格限制到赞成没有财产资格限制的普选制，是一大的进步。在选民资格问题上表现得尤为出众的是以孔多塞为首的吉伦特派的女权论。孔多塞同德穆兰、路斯达洛最早反对纳税选举制和银马克法令。1789年12月12日，他曾在巴黎公社委员会上宣读过一个提出他的反对意见的报告， 而从他1787年发表的《纽黑文一位资产者的信》和1788年发表的《论省级大会》等来看，他还已经是一位女权论者（feministe）。1790年7月3日， 他发表《论予女子以公民权》，从政治权利的角度强调两性平等，指出：《人权宣言》宣称“人生来是而且永远是自由、平等的”，可是人们“不是悄悄地剥夺了女子制订法律的权利，从而剥夺了女子的公民权利，违反了权利平等的原则吗？”〔28〕他确认7月14日、10月5日、6 日在反封建王权斗争中的女子和在沙龙中的女子为革命作出的贡献；并从科学发现、艺术才华、智力素质、推理能力等方面论证女子决不比男子差。他又指出英国的伊丽莎白、俄国的叶卡特琳娜、奥地利的玛丽—泰雷兹……和其他女子，只要有机会，她们有能力同男子一样大有作为，而且还超过男子。因为如果有特别优秀的男子，那么同样有特别优秀的女子；正像有较差的男子，同样有较差的女子一样。所以剥夺女子的选举权是没有道理的。在他看来，权利平等，也是指人具有能力就能享有权利，却并无男女之别。女子占人类总数的一半，她们有能力，自然应当享有权利，也就是说，女子应当享有公民权，两性应当享有同等的权利。他提出的这种主张，比一般所认为的近代女子解放、妇女参政的首倡者约翰·密尔要早70多年。此外如福谢、朗特内斯在1794年6月， 还继续主张妇女应当享有选举权；在他们的教育计划中，女性占有很重要的位置。〔29〕
    吉伦特派的思想、观点，较好地体现了法国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也较好地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原则，在许多方面是位于时代潮流前列的。不过，这种进步思想、观点在他们统治时期并未能一一付诸实践。执政的时间短，政争激烈，形势复杂，还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有些内容还并未具有可行性：理论上的当然，难于是实践中的必然，是并不奇怪的。
    来稿日期：1997年10月7日
    注释：
    〔1〕最终计算，截至1793年8月止，吉伦特派共为137人。 见索布尔主编：《1793年12月吉伦特派和山岳派讨论会论文集》，巴黎1980年版，第53页。
    〔2〕奥拉尔：《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史》，巴黎，1903年版， 第411页。
    〔3〕雅克琳· 肖米埃：《吉伦特派》， 载索布尔主编： 前引《1793年12月吉伦特派与山岳派讨论会论文集》第11、55、56等页。奥拉尔对吉伦特派的组织、成员、领导人等各个方面有详细研究，见奥拉尔：前引《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史》，第387页起。 但各家研究的成果互有出入。如奥拉尔提出的吉伦特派名单为165人。 西顿海姆提出的名单为200人，见所著：《吉伦特派》，伦敦1961年版。
    〔4〕饶勒斯：《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史》，8卷本，第1卷， 巴黎1927年版，第23页。
    〔5〕勃·姆·别尔纳狄涅尔：《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4页。
    〔6〕参阅阿朗格里：《孔多塞：法国革命的向导》， 日内瓦1971年版第376、377页。
    〔7〕沃尔金：《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72页。
    〔8〕孔多塞仔细研究过魁奈、杜尔哥、斯密、 特罗斯内等的政治经济学学说。1775—1786年间写有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论文，主要有1775年的《关于徭役的思考》、《论废除徭役》、《专利和专利者》、《一个庇卡底的农民写给巴黎集会的制作者内克尔先生的信》和1776年的《关于小麦贸易的思考》等。
    〔9〕沃尔金：前引《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思想的发展》，第4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