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新工联也有其严重的缺陷。它们是自发的，缺少阶级自觉性。新工联的“粗人”们理论水平低下，没有彻底革命的世界观，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由于这些缺陷，新工联在争取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并力图拉着旧工联前进的时候，就显得力不从心。也正是由于这些缺陷，到了90年代末，在经济危机的冲击和企业主广泛采取同盟歇业的手段，进行反攻倒算之下，工会会员锐减。1898年， 加入工会的只占成年男工的1／5〔 47〕。新工联所存者已寥寥无几，而且其战斗性已经大不如前了。这样，“独立工党”原有的基础被挖掉，它成了空中楼阁，失去了力量。旧工联的机会主义首领就利用这种时机卷土重来，恢复了他们的领导地位。如果说安泰与地面隔开，被举到空中，因此被他的敌人盖尔枯里斯战胜了，那末，“独立工党”则是由于失去了新工联及其战斗性，而被机会主义者断送了。
    新工联中的所谓“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主要是“社会民主联盟”、“费边社”分子，以及朦胧的社会主义的工人。他们的“社会主义”，不外是“空论社会主义”、“掺了水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即既空想又反动的“社会主义”，但唯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这表明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治观念，是无孔不入的。这个以圆滑并善于玩弄权术而举世闻名的资产阶级，总是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使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化，使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化。同时还表明了英国人长期以来，在理论上的落后性。这种落后性也不是偶然的。恩格斯早在1874年就指出：“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在理论和实践上所带来的孤立性和保守性，使英国工人缺乏“理论感”。“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末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深入他们的血肉。……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前进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48〕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在英国社会里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营垒的斗争中，要么是马克思主义即革命工人阶级的理论思想体系，要么就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理论思想体系，决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任何漠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就必然会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侵蚀；任何摈弃科学社会主义的政党，必然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支配而陷入工联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而不能自拔。所以，“独立工党”的机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就在于它崇拜自发性而拒绝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
    第三，“独立工党”陷入机会主义坭坑的原因，还在于英国帝国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政治和政策的影响。
    19世纪末期，英国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在90年代，英国的世界工业霸权虽然已经丧失，但它还掌握着世界殖民霸权，占有世界广大的市场，保持着世界贸易、银行资本、海军和商船的优势，使它仍然能够剥削全世界，攫取巨额的财富。1890年，英国的国民收入为13.19 亿镑，1900年增至16.85亿镑〔49〕。 资产阶级就能够把攫取到的巨量金钱的零头拿出来，继续推行50年代以来就实行的“收买无产阶级”〔50〕，豢养工人贵族，培植工会官僚的政策。1892年，英国的工会官僚约有600～700人〔51〕。19世纪末，英国工业部门中的工人贵族约占15%〔52〕。这样，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就有了自己的代理人，传播资产阶级影响，败坏工人政党，使工人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列宁指出：“在19世纪最后的三四十年间，无产阶级不论在英国或美国都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独立性。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欺骗、腐蚀和收买工人的手腕，又是举世无双的。”〔53〕收买和被收买，欺骗和被欺骗，腐蚀和被腐蚀，就是整个问题症结所在。这就是“独立工党”成为机会主义政党的经济的和阶级的根源。
    “独立工党”的创始人哈第，就是蝇营狗苟，接受资产阶级的金钱收买而逐步堕落的。本来，他在“独立工党”成立以前就参加了议会竞选活动，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没有拿自由党金钱的候选人。但是，在他领导“独立工党”之后，就急于要当议员，竟然在1895年的竞选中，向自由党讨钱。恩格斯在1893年就凿凿有据地说：凯尔·哈第的“生活费来路不明，而最近两年他在旅行上花了许多钱。”〔54〕恩格斯在1894年又说：“凯尔·哈第是一个极其狡猾的苏格兰人，对他的蛊惑人心的诡计是丝毫不能相信的。”他办《工人领袖》花了一大笔钱。“他从托利党或自由党人合并派……那里得到这笔钱，这是毫无疑问的。”〔55〕
    英国的两党政治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工人政策”，对“独立工党”的腐蚀起了重大作用。两党制度“乃是阻止独立的工人政党即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强有力的手段之一”〔56〕。当“独立工党”冲破两党制，以工人的独立的第三党出现的时候，资产阶级的两个党就对它进行政治“围剿”和“消毒”，进行经济腐蚀和收买，使之资产阶级化。这样，再加上“独立工党”本身的缺陷，它仍然逃不出两党制的魔掌，而成为自由党的附属物。
    英国自19世纪中期以来，就是一个实行“自由主义”的模范国家。经过三次（1832、1867、1884年）议会改革，实行了“普选制”，似乎英国“民主高度发展，军国主义销声匿迹”〔57〕。占全国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似乎可以通过合法的和平的议会选举的斗争，掌握议会多数，去实现社会主义。这样，在“独立工党”内部就形成了一条单纯的议会斗争的机会主义路线，集中了一批“议会痴呆症”的机会主义垃圾。凯尔·哈第就是该党的头号“议会痴”。“独立工党”正是被这帮“议会痴”败坏了。
    总之，19世纪末期，英国工人阶级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恩格斯在1892年针对英国等国家的情况强调说：“在我们的策略中，对当代已达到现代发展水平的各国来说，有一点是确定不移的：引导工人建立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对立的、自己的、独立的政党。”〔58〕“独立工党”正是适应历史的需要，在新工联产生的基础上形成的。“大多数党员确实很好的”〔59〕。但是，党的领导权却掌握在机会主义分子的手中。他们屈服于英国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和政策的压力，接受资产阶级的收买，执行一条机会主义路线，致使“独立工党”仍然摆脱不了两党政治的羁绊，而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的俘虏，无法实现作为工人阶级领导者的作用，无法在为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任何进展。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坚决反对机会主义的政党，与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紧密联系的党，才能在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胜利前进。这些就是“独立工党”给予世人的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