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由于温和派没有放弃其改良主义立场，所以，他们虽然接受了“四点纲领”，但并没有在这场民族运动高潮中起到真正的领导作用。极端派不满足于温和派“表面的部分的变化”，他们对温和派的改良主义立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在斗争手段上，极端派谴责温和派照搬英国宪法鼓动的方式，没有认清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根本不同。极端派领袖提拉克指出，在印度民族运动中使用宪法一词是非常错误的。他说：“我们使用这个词只是简单地因为英国人以这种方式创造了这种运动。但是看看妇女脖子上的金饰，如果我们把一根绳子系在自己的脖子上，它就既不是装饰也不是财富，而且还会被勒死。”（注：斯坦利。A.沃尔波特：《提拉克与郭克雷：近代印度形成中的民族主义》（英文版），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92页。）因此，对于一个被奴役的国家，照搬宗主国改革政治制度所采取的宪法鼓动的方式，就等于给自己套上枷锁，用这种方法不可能获得民族独立。而且印度也根本没有这样一部宪法，根据英国的宪法发动一场印度的民族运动是不可能的。因为承认英国的宪法就等于承认自己的从属地位，这只能使印度在这种从属地位中得到一些改善，不可能获得印度的真正独立，用宪法进行鼓动实际上是在乞求殖民者恩惠。与此同时，极端派反对温和派只把抵制局限在经济领域，主张把抵制扩展到英国统治所造成灾难的一切领域，并在消极抵抗达不到目的时采用武装斗争的形式。极端派还反对温和派把抵制限制在孟加拉一省，主张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运动。
    在斗争目标上，极端派认为，在英国与印度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中，实现在英帝国范围内自治是不可能的。印度是英国王冠上的一块宝石，没有足够的压力，英国绝对不允许它在印度的统治地位有丝毫改变。实际上在英帝国范围内自治本身就是矛盾的，因为自治就要保护关税、禁止外国人掠夺印度资源，等等。这些都不可能在“英帝国范围内”实现。在英帝国的霸主地位和印度在英帝国范围内自治之间是不可能存在妥协的。所以，极端派极力引导运动走向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这与温和派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冲突。
    在驳斥温和派的同时，极端派积极扩大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他们不仅在孟加拉，而且在全国各地以国大党的名义开展活动，号召人民行动起来，这使1907年的运动已不局限于进行大规模的抵制，而且出现了工农联合、全国各地声援孟加拉的大好形势。温和派已无法控制运动的发展了。温和派1906年的变化，不仅没有为改革创造出一个和平有利的环境，而且使运动向纵深发展，超出了温和派所能允许的范围。
    殖民当局对这场运动一直采取镇压的态度。随着1907年工人罢工和农民起义的出现，他们在武力镇压工农运动的同时，还大批放逐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极端派领导人拉吉帕特拉就未经审判而被放逐到锡兰。这一事件激起了极端派的极大愤慨，温和派也表示抗议，并以可能由此引起的动乱来对殖民当局施加压力，敦促改革。温和派领袖郭克雷派一代表团到英国请求释放拉吉帕特拉，同时与摩莱达成默契，以答应与极端派分道扬镳为代价换取改革的实现。
    为了缓和矛盾和收买温和派，殖民当局采取了他们惯用的分而治之的政策。1907年8月，摩莱公布了他的部分改革方案：在印度事务委员会中任命两名印度人，一名是印度教徒，一名是穆斯林。在立法委员会中，绝大部分仍由殖民当局把持，另外吸收少量印度人参加，主要是穆斯林、基督徒等效忠殖民者的上层人物。这一改革虽然增加了政府中印度人的名额，但却在有意制造种族和宗教矛盾，是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具体体现，遭到了极端派和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温和派对这一改革也不满意，但他们认为改革的时代毕竟已经到来，他们对摩莱进行更深入的改革抱有很大希望。
    为了为改革创造一个和平有利的环境，温和派开始向极端派发起攻势。他们准备恢复1906年以前的纲领，取消在极端派压力下所作出的超出改良主义范畴的决议。在马德拉斯管区，他们在省议会中挫败了态度激进的极端派，并成功地加强了自己在几个省的政治力量和地位。在召开1907年国大党年会问题上，两派的矛盾斗争空前尖锐，最终导致了国大党的分裂。
    首先是地点之争。上届年会决定本届年会在那格普尔召开，但是由于这个地区极端派占优势，于是温和派把会址改在了苏拉特。第二，极端派坚决要求坚持1906年的决议，他们不希望国大党分裂，但更不希望国大党倒退。他们要求温和派接受他们的行动纲领：强化抵制、依靠自己、消极抵抗，等等，提拉克在年会召开前的极端派会议上说：两派的“斗争在两个原则中展开，一是热切地做一切正确的事，第二是做，但不能引起政府的不快。我们属于这一派，我们准备做一切正确的事，不管政府是否愿意”。“司瓦拉吉的旗帜是上届国大党年会主席瑙罗吉举起的，这是我们的观点，如果我们不坚持这项决议，我们将是国家的叛徒”（注：斯坦利。A.沃尔波特：《提拉克与郭克雷：近代印度形成中的民族主义》（英文版），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07页。）。极端派的态度使温和派认为分裂在所难免。他们认为，分裂比向极端派妥协更能减少灾难。郭克雷说：“如果分裂必将到来，那就让它来吧。”（注：斯坦利。A.沃尔波特：《提拉克与郭克雷：近代印度形成中的民族主义》（英文版），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09页。）可见，温和派宁愿牺牲国大党的统一，也要恢复国大党的最初原则。第三，关于主席人选问题，极端派推举刚被释放的拉吉帕特拉为国大党主席，温和派坚决反对，认为这是对政府的冒犯。
    由于种种意见分歧，在1907年的苏拉特年会开幕式上，两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并由争执发展为扭打，极端派坚决反对温和派的：放弃“四点纲领”、坚持宪法鼓动、反对一切反英斗争的主张。为了对付极端派，温和派招来警察，把极端派赶出会场，制造了国大党的分裂。排除了极端派以后，温和派继续召开国大党年会，在他们订立的国大党新章程中，只保留了建立殖民地类型的自治政府的决议，坚决摒弃了“四点纲领”，把斗争方式严格限制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这标志着国大党退出了革命运动，此后，温和派控制的国大党成为专心致力于改良的党。
    国大党分裂后，总督明托写信给摩莱说：“国大党的垮台是我们的伟大胜利。”（注：郭克雷：《印度温和派和英国统治者》，（英文版），新德里，1977年版，第293页。）温和派把极端派排挤出国大党，就等于把运动中最积极的力量暴露在殖民者面前，便利了殖民当局的镇压。他们肆无忌惮地向极端派发起进攻，大批革命者被捕。1908年7月，当局以“煽动叛乱”罪名逮捕了提拉克。至此，极端派和秘密组织的领导人几乎全部入狱，失去了极端派领导的印度民族革命运动高潮也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