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朝鲜、韩国古代史学的发生，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高句丽、新罗与百济三国鼎峙时期（公元前一世纪-公元668年），是史学的发展与建立时期；统一新罗时期（668-935年），是史学的发展时期；高丽王朝时期（936-1392年），是史学的兴盛与繁荣时期。分别论述如下：
    一、三国时期史学的产生与建立
    中国的史籍很早就传播到朝鲜半岛国家。《周书》卷四九《高丽传》云：“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注：“高丽”即高句丽。自隋初文帝封高句丽王高汤为高丽王后，遂称其国为高丽，至唐相沿不变。按《晋阳秋》即《晋春秋》，因避晋讳而改。）而《旧唐书·高丽传》记载较详，曰：“其俗多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重爱之。”《史记》、《汉书》、《后汉书》与《三国志》都属纪传体史书，习称“前四史”。孙盛系东晋人，所撰《晋春秋》为编年体史书，专记东晋史事。
    《旧唐书·百济传》也记载了百济国的情况，只是甚为简略：“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由于此处仅用一个“史”字概括之，所以究竟是指哪些中国史籍传入了百济国就不得而知了。同书对中国史籍在新罗的传播情况记载也不多，只记载了贞观二十二年（648）新罗真德王遣其弟金春秋等人来朝，唐太宗“因赐以所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这是史书明文记载的中国史籍在朝鲜半岛三国的传播情况。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五经》当时虽被尊为儒家经典，但在有识的学者看来，经书也是史书。班固早就有“言为《尚书》，事为《春秋》”之说，把它们视为记言记事的史书。这此中国史籍源源东传，自然对朝鲜半岛国家史学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朝鲜、韩国史籍对三国编撰史书的情况也略有记载，其中修史最早的是百济国。《三国史记》卷二四《百济本纪》载：近肖古王三十年（375），“《古记》云：‘百济开国以来，未有以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然高兴未尝显于他书，不知其何许人也。”虽然我们对高兴的生平事迹还不清楚，但自他开始写史，“始有书记”，记载国家政事，开创了百济国编修史书的先河，一改过去“未有以文字记事”的局面。
    继百济国之后的是新罗。《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本纪》载：（真兴王）六年（545）秋七月，伊飡异斯夫奏曰：‘国史者记君臣之善恶，示褒贬于万代，不有修撰，后代何观？’王深然之，命大阿飡居柒夫等，广集文士，俾之修撰。”按《三国史记·居柒夫传》：“真兴王六年乙丑，承朝旨，集诸文士，修撰国史，加官波珍飡。”从《三国史记》纪传所载，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一是新罗撰修史书的目的是“记君臣之善恶，示褒贬于万代”，可以惩恶劝善，以垂鉴后世；二是确立了集体官修史书的原则；三是虽未明文记载居柒夫修撰国史是否成功，但从他“加官波珍飡”一事基本上可以断定，他奉旨修国史一定有了结果，故予以褒奖。由于语焉不详，这次所撰国史的体例及规模不得而知。
    史书记载高句丽编修史书的事情较晚。《三国史记》卷二十《高句丽本纪》记载，婴阳王十一年（600），“诏太学博士李文真约古史，为《新集》五卷。国初始用文字时，有人记事一百卷名曰《留记》，至是删修”。此段史料虽然简短，但却告诉我们：高句丽的修史工作早已有之，在建国之初“始用文字”时，即有人着手编写史书，积年编成了一百卷的古史《留记》。大概婴阳王嫌其繁多，故命李文真删繁就简，新编成五卷。
    二、统一新罗时代史学的发展
    668年，新罗与唐军攻灭了高句丽，朝鲜半岛国家步入了统一新罗时代，在此期间，史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它的发展当与新罗实行读书三品出身法与大批新罗士子赴唐留学有关。
    新罗不仅仿唐制建立了国学与太学，直接向王公贵族子弟传授儒学，而且在元圣王四年（788）制定了以经史为主要考试内容的读书三品出身法，以选士举官。据载：“四年春，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仪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前只以弓箭选人，至是改之。”（注：《三国史记》卷十《元圣王本纪》。）从上述考试内容来看，《三史》固然是史书，《春秋左氏传》也是史书。其余经书，如按照“六经皆史”之说，也当属于史籍范围。把这些史学之类的典籍作为士子入仕的必读之书，无疑促使更多的新罗士子攻读中国史书，也会使中国史书得以普及，从而推动新罗史学的发展。
    大批新罗学子赴唐留学也有利于新罗史学的发展。自唐初以来，朝鲜半岛三国即陆续派遣大批学生入唐留学。据史籍记载，贞观五年（631）以后，唐太宗重视教育，发展学校，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等学校增加生员，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注：《唐会要》卷三五。）新罗统一三国之后，随着唐罗文化交流的蓬勃发展，在唐留学生也与日俱增。据《旧唐书·新罗传》记载，唐文宗开成五年（840），“质子及年满合归学生等共一百五人，并放还”。新罗君臣的子弟，或入作侍卫，或作为质子，也多至国学或太学就学，与留学生并无二致。因此，文宗一次就放还如此之多的质子与应归国的留学生，足见新罗来唐留学人员之多。这些留学人员主要攻读中国经史，同时也要学习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