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罗众多的留学人员中，不少人还在唐应试科举，登宾贡科进士。朝、韩国的《东文选》卷八四崔瀣《送奉使李中父还朝序》云：“进士取人，本盛于唐。长庆（821-824年）初，有金云卿者始以新罗宾贡，题名杜师礼榜。由此以至天祐（904年）终，凡登宾贡科者五十有八人。”应试进士，其中一项是策试，其试题内容多为时务或历史问题，如果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不了解中国古代的治乱兴衰，那是难以及第的。所以应试进士者要攻读史籍，熟悉中国历史。如崔致远，他十二岁入唐留学，十八岁进士及第，二十岁任宣州溧水县尉，任满后又为淮南节度使高骈的都统巡官。从其文集《桂苑笔耕集》中所引用的一些掌故与历史人物看，他十分熟悉中国历史，至于《春秋》、《左传》、《前四史》、《晋书》、《周书》、《隋书》等史籍他大都浏览过。崔致远虽致力于研究儒学与汉文学，也通晓中国史书的编纂体例和方法，归国后曾撰写了一部《帝王年代历》。这是一部史书，虽然久已失传，无法确知其详细内容，不过就书名来看，它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后来，高丽人金富轼在其《三国史记》卷四论及新罗王历代称谓时曾征引过此书。其中说：“论曰：新罗王称西居干者一，次次雄者一，尼师今者十六，麻立干者四。罗末名儒崔致远作《帝王年代历》，皆称某王，不言西居干等，岂以其言鄙野不足称也？”由此可见，此书是记历代新罗王事迹的一部史书。
    在这一时期，曾出现了不少史家，其中当以金大问为最。对于金大问的事迹记载甚少，只附于《三国史记》卷四六薛聪等人传后。其文曰：“金大问，本新罗贵门子弟，圣德王三年为汉山州都督，作传记若干卷。其《高僧传》、《花郎世记》、《乐本》、《汉山记》犹存。”寥寥数语的传文，只知其在圣德王三年（704）任汉山州都督，其他事迹及生卒年俱失载，但对他的著作却记载较详。虽然他的著作已失传，无从知其详细内容，但顾名思义，《高僧传》当是名僧人物传记，《花郎世记》是记载新罗花郎们的活动情况；《汉山记》当是记载汉山州的山脉河流地理风情的书；而《乐本》大概是或记音乐人，或记乐理、或记乐谱，是音乐方面的书。另外，本传失载的还有《鸡林杂传》。新罗素有鸡林之称，《鸡林杂传》当是一新罗杂史。《三国史记》卷四记新罗法兴王兴佛一事，金富轼曾注释说：“此据金大问《鸡林杂传》所记书之。”明言此事是取材于《鸡林杂传》，那么我们说金大问撰写的《鸡林杂传》是一部新罗杂史也就没有什么疑问。
    比金大问稍晚的是僧人慧超，他所撰写的《往五天竺国传》是这时期的一部重要史学著作。慧超的志趣在于佛学，他于开元十一年（723）入唐求法，壮心未已，又西去印度，极尽千难万险，游历了五天竺后，又前往西北，行迹至今天的叙利亚一带，然后折回到唐都长安。慧超历经十余年，行程数万里，将自己沿途所见所闻写成《往五天竺国传》一书，记载了当时西南亚及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习俗等事，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是继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之后又一部由僧人撰写的重要著作。
    在统一新罗时代，还著有《新罗古事》、《古记》、《古史》、《海东古记》等部史记，这些古史在金富轼撰修《三国史记》时尚存，故一再为他所引用。但是后来失传，难知其详，我们只能从《三国史记》所引用的片断中窥其概貌。如本书卷二八《百济本纪》中，作者论曰：“《新罗古事》云：‘天降金柜，故姓金氏。’其言可怪而不可信。臣修史，以其传之旧，不得删落其辞。”这说的是讨论新罗王金姓来源一事。可见《新罗古事》是新罗的古史，成为金富轼修史的重要参考史料。同书卷二在叙述儒礼尼师今继味邹尼师今立为新罗王时说：“《古记》第三、第十四二王同讳。”第三、第十四大概是指王的世系，所说的《古记》当是新罗《古记》。此引《古记》作注，可知这一《古记》也是记载新罗古史的书。卷二八在讨论百济与高句丽的族源时，还援引了《古史》一书。其中说：“《古史》曰：‘百济与高句丽同出扶余’。又云：‘秦汉乱离之时，中国人多窜海东。’则三国祖先岂其古圣人之苗裔耶？”这里所说的《古史》，疑是三韩古史，因为它记载了百济、高句丽、新罗三国的古代史事。本书卷三二在考证百济始祖仇台一事，作者还征引了《海东古记》一书。其中说：“按《海东古记》，或云始祖东明，或云始祖优台。《北史》及《隋书》皆云东明之后有仇台，立国于带方，引云始祖仇台。然东明为始祖事迹明白，其余不可信也。”由此可知，《海东古记》也是记载海东三国历史的古代史书。上述这四部史书，是金富轼编修《三国史记》的主要参考书，并多次用之以考订史事，说明它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这是统一新罗时代所取得的重要史学成果，成为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一个标志。
    三、高丽时期史学的兴盛与繁荣
    935年，王建灭亡了后百济与新罗，再度统一了朝鲜半岛，建立了高丽王朝（936-1392年）。在这一时期，设置了较多的史官，建立了修史机构，研究历史、编写史书已蔚然成风，史书体裁也多样化。被宋神宗赐名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一传到高丽，立即受到忠烈王与忠宣王的青睐，或让人讲解，或亲自阅读，以从书中寻觅治国安民之道。著名史家辈出，史学名著相继问世，表明史学已进入了兴盛与繁荣时期。
    高丽时期的史学主要有以下特点：
    1.建立了修史机构。高丽大抵仿唐制，兼采宋制，从立国开始就建立了修史机构--春秋馆，即史馆。史载：“春秋馆掌记时政，国初称史馆。监修国史，侍中兼之；修国史、同修国史，二品以上兼之；修撰官，翰林院三品以下兼之；直史馆四人，其二权务后陛，直馆为八品。高宗复以直馆为权务官。”（注：《高丽史》卷七六《百官志》一。）春秋馆有时称史馆，有时又与艺文馆（掌制撰词命）合并，如忠烈王三十四年（1308），新即位的忠宣王将其并入文翰署，称艺文春秋馆。忠肃王十二年（1326），又分为艺文、春秋二馆。恭愍王五年（1356），“复称史馆”，置编修官一人，检阅一人，直馆二人。但不论是分是合，史馆这一修史机构依然存在，仍然进行正常的修史工作。这是三国时期或统一新罗时代所不曾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