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设置史官。高丽王朝建立了专门修史机构，也设置了众多的修史官员，但历朝官名不同。《高丽史·百官志一》称：“春秋馆置修撰、注簿各一人，检阅二人，后改供奉，正七品，修撰正八品，检阅正九品。又有领馆事、监馆事，首相为之；知馆事、同知馆事，二品以上为之。充修撰官、充编修官、兼编修官，三品以下为之。”此外频见于同书的史官还有修国史、同修国史，直史馆、直馆等。宰相兼领馆事和监修国史制度一如唐宋，其史官设置较唐完备，大体与宋相当。
    高丽史官同样受到君主的重视，他们除了编修史书外，还要随时记录君主的言行与政事。恭让王元年（1389），史官崔蠲等上书说：“史官之任，君上之言行、时政、百官之是非皆得直书，以示后世而垂劝戒，故自古有国家者，莫不以史职为重。”（注：《高丽史》卷七六《百官志》一。）他的上书，可以说道明了史官的职能和地位。为了便于记载君主的行止，每逢高丽王行幸，史官都要从行。《高丽史·毅宗世家》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毅宗十一年（1157）正月，毅宗及从官离开了国清寺之后，又欲幸敬天寺。因山路崎岖，又狭隘难行，于是“有司以行在所狭隘，请去史官”，以减少从行人员。毅宗却不同意，他说：“史官记予言动，不可暂离。”可见，史官从行，以记君主言行，已经成为制度。
    高丽也设有起居注，专门记载君主的行止。忠惠王荒殆朝政，“日与内竖为角力戏，无上下礼。由是君子见斥，直言不得进”。于是起居注李湛规谏忠惠王说：“君举不可不慎，一动一静，左右书之。”（注：《高丽史》卷三六《忠惠王世家》。）以此提醒忠惠王要慎于言行。可见高丽设有起居注官，他所说的“左右书之”，大概与中国古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相同。
    3.史书体裁多样化。如果说统一新罗时代修史体裁多是编年或传记体裁的话，那么到了高丽时期，随着史学的兴盛，史书体裁也更加丰富多彩了，它主要表现在：
    ①编年体进一步发展。据《高丽史》记载，这时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编年体史书。郑可臣曾编写《千秋金镜录》，忠烈王以其未为完善，复命宰相闵渍编撰《千秋金镜录》。时以国家多故，未遑动笔，后与权溥同校撰成，名曰《世代编年节要》，“上自虎景大王，迄于元王，分为七卷，并《世系图》以进。”（注：《高丽史》卷一○七《闵渍传》。）忠烈王时期，监修国史元溥、修国史许珙等撰成了《古今录》，还命同修国史致仕任翊、史馆修撰金賆撰《先帝事迹》。至恭愍王时，再次命李仁复编修《古今录》。这都是高丽时期修成的编年体史书。
    在编年体史书中，盛极一时的是编修历代高丽王实录。实录系以年代为序的编年体史书，它起源于南朝的萧梁，至唐代已十分盛行，而且后代编修前朝实录已制度化。（注：参业师陈光崇：《唐实录纂修考》，载《中国史学史论丛》。）高丽王很重视编修实录。元宗六年（1265）十月，命监修国史李藏用、同修国史都敬、修撰官金坵、许珙“修神、熙、康（宗）三代实录”。忠烈王三年（1277）五月，命监修国史柳敬等修高宗实录。忠肃王元年（1314）正月，命政丞致仕闵渍、赞成事权溥“略撰太祖以来实录”。从太祖王建立国至此已历27朝，由于前代国王已有实录，这次又云“略撰太祖以来实录”，大概这次所撰27朝实录是个简本。忠惠王元年（1331）九月，“命修忠敬王实录”。忠穆王二年（1346）十月，又命府院君李齐贤等人“修忠烈、忠宣、忠肃三王实录”。（注：以上修实录事分别见《高丽史》卷二六、卷二八、卷三四、卷三七。）据上述，共修了三十多朝实录，可见高丽修实录之盛。
    ②撰成了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三国史记》。纪传体创始于司马迁的《史记》，以后成为修国史的通用体例。《三国史记》的作者金富轼，是高丽仁宗朝宰相监修国史，曾参与撰写《睿宗实录》与《仁宗实录》，他于仁宗二十三年（1145）“上所撰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史（即《三国史记》）”。（注：《高丽史》卷九八《金富轼传》。）《三国史记》用汉文写成，是记载三国史事最详备的一部古文献。本书仿《史》、《汉》体例，共有三国本纪28卷，依次为新罗本纪12卷，高句丽本纪10卷，百济本纪6卷，年表3卷，志9卷，列传10卷，总计为50卷，是纪表志传俱全的完整的纪传体史书。《三国史记》的问世，不仅开朝、韩古史纪传体的先河，也是高丽时期纪传体史书成熟的一个标志。
    ③撰成了纲目体史书-《编年纲目》。纲目体创始于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司马光所撰《通鉴》内容宏富，卷帙浩瀚，一般人很难通读。朱熹从《通鉴》中节取事实，编为纲目，纲为提要，模仿《春秋》；目以叙事，模仿《左传》，具有纲举目张之效。这种体例传到高丽，颇受史家青睐。忠烈王朝的闵渍在撰成《世代编年节要》后，又着手编撰了本国《编年纲目》，“上起国祖文德大王，下讫高宗，书凡四十二卷”。（注：《高丽史》卷一○七《闵渍传》。）辛禑时期，高丽王“以本国人知中国故事，而不知本朝之事”，于是门下侍中监春秋馆事郑梦周上奏说：“近代史皆未修，先代实录亦不详悉，请置编修官依《通鉴纲目》修撰。以备省览。”（注：《高丽史》卷一一七《郑梦周传》。）高丽王采纳其议，即命李穑、李崇仁等以纲目体编修实录。这次虽因故未能撰成，但也同闵渍编撰的本国《编年纲目》一样，说明纲目体已被高丽史家所采用，成为编撰史书的重要体裁之一。
    ④杂史有所增多。“杂史”名出于《隋书·经籍志》，称那些“体制不经”，记一些“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为一家私记的史书为杂史。早在三国时期，金大问所撰《鸡林杂传》当属这类史书。高丽时期也撰著了不少杂史，其中较著名的是僧一然编撰的《三国遗事》。全书共5卷，没有一定的体例，分类收编了一些历史片断。其中有新罗乡歌20多首，轶闻琐事数十篇，反映了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记佛事活动较多，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该书可补《三国史记》的缺陷，二书可称为姊妹篇。元宗朝的李承休曾任史馆修撰官，著《帝王韵记》和《内典录》。《帝王韵记》分上下两卷，上卷用七言诗的形式叙述中国历代王朝和帝王，下卷则以同样的形式叙述本国的历代王朝和国王，但至高丽国王时则改用了五言诗的形式，实际上是一部较完整的叙事史诗，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其所撰的《内典录》，则是专记一些典章制度的史书。
    4.建立了史籍保管制度。中国自汉代以来，多将史籍藏之于“石室金匮”，宋代则更多地藏之于馆或阁，以妥善保管。高丽多将史籍藏之于宫阙保管，如遇有战乱，为避兵焚，即随时转移到安全之处。仁宗朝曾发生了李资谦之乱，“宫阙连烧”，直史馆金守雌时在禁中当直，便“负国史至山呼亭北，掘地藏之，得不焚”。（注：《高丽史》卷九八《金守雌传》。）恭让王时期，因日寇侵扰，为了防止史籍散乱，遂“移国史于惠州，先是藏于竹州七丈寺，今夏倭贼入侵，故移之。”（注：《高丽史》卷四五《恭让王世家》。）
    宣宗七年（1090），出使宋的使臣李资义归国，上奏说：“（宋）帝闻我国书多好本，命馆伴书所求。”就其所求的诸书目录来看，计80多种，5千余卷，其中有经书、史书、地理书、医药书、文集等。有些书如《东观汉记》，唐以后中国已失传，而高丽却保存有127卷本。（注：《高丽史》卷十《宣宗世家》。）可见高丽对典籍的保存还是比较完善的。
    综上所述，朝鲜半岛国家古代史学的发展同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有着密切关系，朝、韩国不愧为世界古代史学发达的国家。在其浩瀚的史籍中，不少是用汉文撰修的，至今尚保存完好的如高丽王朝修成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李氏朝鲜修成的纪传体《高丽史》、编年体巨著《李朝实录》、《东国通鉴》与大型类书《海东绎史》（有如《州府元龟》）等都是用汉文写成的，对于不晓朝鲜文字的学者，这些史书对他们研究朝鲜半岛国家的历史与研究中、朝、韩、日等国历史关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