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民的保守
    由农民的生产方式、经济利益和社会历史地位所决定，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化的进程中，农民既可以充当具有高度革命性的角色，又可能成为极端保守的社会集团。“极端保守的农民形象和作为革命力量的较为现代化的农民形象是同时并存的”。（注：塞缪尔·享丁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286页。）在法国大革命中，农民在乡村里造反、抗缴租税、什一税、焚烧封建法律文件，摧毁贵族经济的同时，也显示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敌视。他们在乡村中恢复自由放牧的陈规旧习，破坏被圈占的土地，收回被瓜分的公有土地。1793年，以政府征召三十万大军为导火线，在西部各省，特别是旺代，普瓦图等农业商品化尚未渗透进去的地区，农民、随后也有贵族和教士参与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反对革命的叛乱。接着农民又把攻击目标转向资本主义，反对各种资产阶级分子，如实行土地收益分成制地区的承包人、谷物批发商、国有财产获得者，以及散居在旺代省中心地区的商人和制造工业主等。叛乱农民虽不是王党分子，也不是旧制度的拥护者，但他们顽强地抵制城市的影响，抑制资本主义的渗透，抑制大革命。正如勒费弗尔所指出的那样“农民革命是一把双刃的利剑。”（注：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13页。）在刺向封建制度的同时，也在砍伐资本主义的萌芽。不过当时农民与封建制度的矛盾是最主要最基本最尖锐的社会对抗，农民小生产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还处在若隐若现的朦胧状态中，因此，大革命时期，农民的革命性进步性占主导地位。大革命以后，不仅封建制度封建权利不复存在，许多农民在革命以前不完全的土地所有权得到承认，而且革命又制造出为数众多的小农。农民的主体不再是在封建枷锁下挣扎，忍受超经济强制剥削的租地农，而是实实在在地拥有小块土地所有权的小私有者，尽管大多数农民拥有的土地非常狭小，甚至不足以维持其家庭的生计，但是农民身份和地位的这一本质性的变化足以使他们的社会要求发生根本性改变，农民在其要求基本得到满足后，他们就从要求进行革命，转为主张恢复秩序，农民群体相应地从变革现存制度的革命者回归为抗拒任何变迁的保守势力。
    农民要求的核心目标是对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由于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是农民生存的唯一依靠，因此农民的一切好恶取舍都以土地的得失与否为判断准绳，农民对土地的这种厚爱，直接影响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要求和政治取向。获得土地的农民要求保住土地，谁满足了他们这一要求，谁就赢得农民的支持。当拿破仑结束了督政府的动荡摇摆，建立起巩固的社会秩序，把外国军队越来越远地逐出国境，并在民法典中把农民占有土地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的时候，整个农民阶级欣喜若狂，农民阶级的一切能量都被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他们为拿破仑，为革命的法国，更准确地说是为与自己血肉相联的那块小土地而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在拿破仑帝国时期，“法国农民的民族感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自从他们根据财产继承权占有一块法国土地以来，La fr-ance对他们就有了重大意义。”（注：马克思：《从巴黎到伯尔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61页。）拿破仑给农民以秩序和土地的保证，农民便向拿破仑献上自己的全部忠诚。农民对拿破仑的崇拜如此狂热，以至于几乎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光法国农民都是在这种崇拜的阴影中度过的。
    但是复辟王朝垮台，三色旗再度飘扬的时候，农民的小土地和由小土地所决定的小农生产所面临的不再是封建制卷土重来的危险，而是新的不可抵御的资本主义的威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普遍增长的大革命以后的几十年里，曾给农民带来巨大希望的小土地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幸福和满足。相反，随着资本主义侵蚀日益加剧，人口不断增加，个人占有的土地面积不断缩小，小农生产条件不断恶化，农民所欠债务增加，因借债而抵押的土地日益增多，农民更加贫困化了。1820-1824年间，法国农民借款抵押债务总额增加了50%，当时450亿法郎的土地资本中已有130亿因借债而抵押出去，（注：弗尔南德·布罗代尔、厄内斯特·拉布鲁斯：《法国经济与社会史》（F·Braudel et E·Labrousse,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de La France），巴黎，1976年版，第三卷，下册，第759页。）农民向借贷人支付的利息高达15-20%（注：弗尔南德·布罗代尔、厄内斯特·拉布鲁斯：《法国经济与社会史》（F·Braudel et E·Labrousse,Histoire Economique etSociale deLa Fr-ance），巴黎，1976年版，第三卷，下册，第759页。）按此推算已有近三分之一的土地所有权不是为小农实际拥有，而是躺在高利贷债权人的抵押账薄中了。1830年以后，高利贷者按现代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沉重的榨取已经取代了封建领主的封建压迫，而成为小农所承受的最主要的经济剥削。此外，随着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方向转化的加速，一些富有的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大土地所有者侵占公有土地的现象时有发生，传统农业共有共耕的机制遭到破坏，贫苦农民的生活来源减少，大的土地承租人又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榨取小农生产和剩余价值，中间商人也尽力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利用行情变化牟取利益，农民日常需要的工业品价格也经常上涨。所有这一切表明，小农的利益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夺，小农的生产方式受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威胁挑战。
    虽然农民的愚昧和农民的短视使他们还不能明晰地，理性地认识到他们现在所承担的一切繁重支付，他们目前贫困的根源在于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和新的经济制度，但是他们从自己的实际体验中感受到了这种新的经济关系给他们带来的恶果。19世纪中期，法国农村中曾出现过几次农民的危机和骚动。造成这些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农业歉收，大地主商人乘机囤积居奇，提高粮价，农民无以糊口度日；二是公社公有土地、公共牧场的使用权遭到破坏，切断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生活来源。农民的这些骚动很少在靠近大城市的已经商品化耕种的北部地区发生，而通常发生在商品化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带，如阿尔卑斯、比利牛斯、汝拉和孚日等东部、西南、东南部。这些地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扩张渗透，正在动摇那里传统社会内部的平衡，影响农民的切身利益。受到资本主义冲击的农民，虽然仍在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反对封建领主制的恢复，反对租佃条件的苛刻，但他们更主要更集中地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圈地运动，反对高利贷，反对沉重的税收，要求恢复对公有地、公共牧场和森林的使用权。尽管农民的抗拒矛头没有直接指向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仅仅是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表象和结果，但是从农民的这些要求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农民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他们的眼光向后看，力图保持其小土地和农村公社，恢复和维护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方式。农民经济上的要求和为实现这些要求所作的种种努力，显然不利于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改造，有碍于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