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对选举的冷漠，可以从拒绝参加选举的人数的多少中得到验证。刚实现普选权的1848年4月份的选举，不参加选举的仅占选民的16%，但在同年12月的总统选举中，弃权的达25%，1849年3月选举，弃权的35%，拿破仑三世时曾达37%，直至1879年才降至18%（注：希奥多·泽尔丁：《1848-1945年的法国》（Theodere Zeldin,France 1848-1945,Political and anger），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在偏僻地区，由于投票地点远，交通不便，农民宁可在田里做农活，也不愿去参加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的选举，弃权的情况非常普遍。1889年，在菲尼斯太尔省的一个村庄里，396名选民中，只有11人参加投票。（注：尤金·韦伯：《农民变成法国人》（Euger Weber,Peasants intoFrenchmen），伦敦，1979年第271页。）
    从上述选举场面和农民参加选举的一般情况看，法国农民虽然获得了选举权，但他们没有真正进入现代政治。农民虽是投票人，但不是主动者，他们不仅对选举权利没有基本的理解，而且连自己的选举准则和意向都不明确，加之受彼此之间及与城市之间相互封闭隔绝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限制，以及千百年来卑微的社会地位和粗俗的文化教养所造成的委琐、胆怯的人格心态的影响，农民不能够选出自己的代理人，他们只希望一个高高在上、主宰他们命运的权威给他们以保护。第二帝国时期，热尔省某地的人们注意到，“农民不关心选举的结果，他们只是投绅士（gentlemen）的票，仅此而已”。（注：尤金·韦伯，前引书，第258页。）这种没有自觉意识，只是一味仰视权威的选民是集权政治生长的极好温床。不仅传统社会的精英们，即那些生活在乡间的贵族绅士，和所谓正统王朝或非正统王朝的继承者们，可以利用农民对他们的习惯性忠诚，操纵身为农民的选民、使正统派和君主主义势力的阴魂迟迟不散，而且路易·波拿巴可以利用农民对行政权利和拿破仑偶像的盲目崇拜，以全民投票的堂而皇之的形式，把自己推上皇帝的宝座，建立起虽有普选权，但人民被剥夺了一切实际政治权利的第二帝国。
    第二帝国时期，政府利用“官方候选人”的方法控制选举，不仅如上面提到的最下层的镇长要保证官方候选人当选，皇帝亲自命令各省省长必须支持官方候选人，为他们作竞选宣传，“开导”选民。在官方候选人制度的保证下，1852年大选中只有5名王朝派和3名共和派共8名反对派当选，其余全是政府的支持者。（注：弗雷德里希·波恩：《法兰西选举》（Prederic Bon,les Elections en France），巴黎，1978年版，第31页。）虽然农民赞成官方候选人相对于受旧日的领主和天主教士的控制来说是一种进步，“它是数百年来法国农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变形”（注：弗雷德里希·波恩：《法兰西选举》（Prederic Bon,les Elect-ions en France），巴黎，1978年版，第31页。）但毕竟不是按照农民自己的意志进行的选举，在这种徒有其表的普选中，农民只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投票机器，远不是能充分表达自己意向的现代选民。
    农民大众进入现代民族政治有许多因素发生作用，其中一个主要的条件，是这一群体必须已经卷入了现代民族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只有这样，现代民族政治才能对其群体和个人发生直接的影响，也才能促使农民关心和投入现代政治生活。
    农民与现代社会融合的媒介是商品生产。与市场发生广泛的联系之后，市场价格、城市需求，政府政策等等因素都在影响着农民的生活。这样就把农民的视野从一农一户一村一舍引向更广阔的境地。
    与现代社会生活接轨，至少在两个方面有助于农民进入现代政治。其一是改变了农民对政治完全麻木不仁的态度，因为当国家的制度、政策和法令深深地影响着农民的实际生活以后，法国农民的视线就不能不关注着巴黎了；其二，农民因社会联系扩大，自觉意识提高而产生了自己的要求，以往那种农民唯领主和教士的马首是瞻、唯地方行政官员的意志是从的状况得到改善。农民在精神上和行动上不再完全依赖于传统的社会权威，从而减少了对传统社会的忠诚，打开了进入现代政治的大门。（注：关于法国农民通过市场与现代社会融合的问题，请参见拙文《19世纪下半叶法国农村的变革以及传统农民向现代人的嬗变》，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2期。）
    新的经济生活还在农民群体内造成新的社会和阶级的分野。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农民群体内那种几乎人人都占有或租种一小块土地，如马克思所形容的“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子马铃薯是由袋中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恩全集第8卷，第217页。）那种整齐划一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被农民社会地位的升迁变化所打乱。在一些小农丧失土地沦为农业工人的同时，出现一些经营有方的成功的农场主，他们作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加入地方显贵的行列，在乡村中颇有社会影响。农民社会地位的上下流动，不仅改变了农民群体内虽有相同利益，但彼此隔离，没有任何联系的社会格局，造成了新的现代意义的阶级分野和社会结构，而且也削弱了人人拥有几亩土地、几头牛，自己无力参与资本主义竞争，只希望社会权威给予保护的小农意识；对个别权威依赖性的减少，又必然有助于提高农民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样农民群体的分化、小农意识的削弱和农民独立意识的增强，从根本上铲除了从最高的中心点，对一个整体的各个相同部分发生同等作用进行集中统治的集权政治的存在所必需的社会基础，从而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提供必要的社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