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群体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不仅体现在其经济要求上，更集中地表现在其政治取向上。大革命以后的几十年里，法国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封建保守势力与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殊死较量仍在继续，共和制和君主制的激烈斗争仍在进行。但身居穷乡僻壤的法国农民对于在其身边掠过并偶尔将他们卷入其中的伟大历史运动不能理解，对于在巴黎及其它中心城市出现的政治事件始终冷淡，在他们看来，国王与皇帝，君主与共和都无关紧要，只要能给他们以维持生存必不可少的土地和秩序，他们就保持沉默，对他们来说，唯一重要、唯一值得关心的是他们的土地和家庭。当他们在乡村中的一切努力，包括十二分辛勤地耕种田园，拼命为获得或扩大每一寸土地而斗争，顽强地维持农村公社的公地和权利等等，都不能抵挡住由小到大、由弱渐强的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其手中的小土地岌岌可危的时候，他们转而希望像在拿破仑帝国时那样，再次出现一个万能的上帝，给他们的土地以实际的保证。恰恰在这时，在1847-1848年以抵抗资本主义为主要倾向的农民骚动在中部西南和东南部地区频繁出现的时候，资产阶级进步人士为之奋斗几十年的普选权在二月革命中实现。还不了解现代政治的含义的法国农民，在第一次普选中，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把选票投给了头上带有拿破仑的光环，又许诺给农民以秩序和繁荣的路易·波拿巴。就这样，在大革命之后一直保持沉默的法国农民一涌上政治舞台，就用手中握有的三分之二以上的选票，扼杀了无数进步人士为之流血奋斗多年，似乎希望在即、唾手可得的民主共和国。如果说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建立得利于农民的进步，那么波拿巴第二帝国的出现，则是依赖于农民的保守。
    可见，直至十九世纪中期，法国农民的一切政治取向都源于那片与之血肉相连的小块土地。在大革命前后，农民所要求的小农自由占有的土地和新的社会秩序相对于封建的大土地制度及封建复辟的威胁，无疑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因此，在拿破仑帝国和复辟王朝时期，农民因对土地的热爱而生成的对拿破仑的狂热崇拜，因小土地观念而决定的仇视复辟王朝拥护革命的政治取向，折射出了自由农民对封建主和农民小土地对封建大地产的阶级的和历史的进步。但是，斗转星移，时代变迁。随着整个社会向资本主义方向的转化，时代的精神与时代的要求都在发生变化，唯有囿于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及贫困闭塞的生活条件限制的法国农民的小土地观念仍处于静止状态，农民群体与客观的社会环境及其它社会阶层在变化步调上的差异，显示了农民的落后与保守。农民的小土地观念由大革命时期的体现进步滑向革命后的代表保守，农民群体也相应地由革命时期砸碎封建枷锁的积极的革命力量，转为革命后的抗拒资本主义、抗拒现代化的保守群体，这一群体最终纳入现代社会和政治体系，还有一个自身改造及与社会融合的历史过程。
    三、农民的改造
    1848年普选权的实现是法国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它把还处于混沌状态、对现代政治一无所知的法国农民拉上了政治舞台。在当时，这一掌握了绝大多数选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法国民族命运的社会群体处于怎样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他们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由这两者所决定的思想观念、阶级意识是怎样的呢？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对当时法国农民进入现代政治的实际水平及政治与社会现代化的实际程度，有清醒明晰的认识。
    实际上，在普选权落到农民大众手中之初，法国农民大众还游离于民族社会和现代政治之外。只有在大革命和第一帝国时期取消领主制、征用贵族土地、征兵、战争与和平等能直接对农民生活发生影响的重大问题，一时把农民卷入了政治漩涡，此后巴黎政治舞台上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较量，由于不直接涉及农民的利益，其影响也就很难波及到偏僻封闭的山乡。远离政治生活以外的农民每日重复着与以往一样的生活内容和生活节奏，咀嚼着身边有限范围内的悲欢离合，现实城市中的生活及斗争既然不能影响改变他们，他们也就不可能跳出传统生活、传统观念及传统社会的巢臼。因此，决定他们的政治态度和选举抉择的因素，除了那深入骨髓的因小土地观念而引伸的对拿破仑的崇拜以外，再就是对传统社会的忠诚以及对社会权威的服从精神，无论这一权威是来自传统社会还是来自现代政府。
    下面是第二帝国初期农民投票的两个片断，从中我们可以对农民参加选举的实际意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每个选民都收到了政府发的已圈定官方候选人的一张选票，由于无知，他们通常是携带选举卡和政府的选票去投票，以为只有这张选票有效。
    一些贫苦农民带着反对派塞给他们的选票走进村邸，掌管选举箱的镇长立刻认出，说道：“喂，除了这张选票以外，还有其它的吗？”“是的，镇长。”“让我看看。”农民出示几张。镇长拿出官方候选人的选票说“先生，这张最好，把其它的放下”。然后镇长就把那张选票投进箱中。（注：希奥多·泽尔丁：《拿破仑三世的政治体制》（Theodore Zeldin,The political system of Napolean Ⅲ），伦敦，1958年版，第84页。）
    一位农村学校的校长说道，星期天晚祈祷后，我做了简短讲演，讲演达到了预期效果，因为他们都在喊“皇帝万岁！投票去。”（注：希奥多·泽尔丁：《拿破仑三世的政治体制》（Theodore Zeldin,Thepol-itical system of Napolean Ⅲ），伦敦，1958年版，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