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环境对农民的改造，在农民的选举中得到体现。在普选之初普遍存在的那种全体选民追随镇长一致投票的情况明显减少，60年代末，这种情况基本消失。农村中资产阶级、公证人、医生、教师等新的社会精英正在取代贵族，教士和官方候选人得到农民越来越多的选票。1871年莱翁斯，德·沃盖在保守选区紧跟着梯也尔被选进议会，但在歇尔省却败在一位乡村医生的手下。（注：尤金·韦伯，前引书，第91页。）一位29岁的青年往巴黎销售煤气灯致富后，回乡投资，也被选中。另有一名大印刷商，让500名工人为其竞选游说，结果毫无争议的当选了，据说因为没有人能在花钱上同他竞争。（注：希奥多·泽尔丁：《拿破仑三世的政治体制》（Theodore Zeldin,The Political System of Na-poleanⅢ），伦敦，1958年，第265页。）农民被推上政治舞台后，农民选民也成了各派政治力量努力争取的对象。各种反对派的报纸、杂志和各个派别的宣传鼓动者深入农村，游说村民，更有利于其独立意识的发展。1862年，一位政府官员写道：“普选正在告诉我们，民意不能够再被左右，如果我们不是非常明智和机敏的话，我确信在选举中我们将会遇到许多敌手”。（注：希奥多·泽尔丁，前引书，第98页。）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1852-60年，农民还屈从于社会权威、贵族和教会的保护，选举基本为官方操纵的局面，到60年代不再出现了。1863年选举中的政府反对派三倍于1857年，1869年选举中，政府候选人的选票与反对派的选票为445万比335万。从选票上看，政府的优势正在丧失。伴随着选民，特别是农民选民的自觉意识和政治觉悟的提高，第二帝国的大厦已摇摇欲坠。
    参加选举的政治实践有利于农民的成熟，70年代后，农民在选举期间谈论政治，谈论共和派，谈论征税和农业贸易保护等问题。他们已经学会把自己的要求与投票选举结合在一起。70年代来，一位偏僻地区的乡里人说道：“如果魔鬼能给我们修博姆公路，我就投它的票。”（注：尤金·韦伯，前引书，第209页。）由于共和派成功地利用了农民对旧制度的憎恨，向农民宣传王朝复辟意味着农民小私有者地位的丧失，意味着恢复什一税和封建劳役等，70、80年代共和派赢得农民的支持。虽然在1871年2月的选举中，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使得主和的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占了上风，但1871年7月至1875年的历次补选中，共和派均占多数。1876年2-3月的众议院选举，共和派终于获压倒多数。法国农民超越传统走向现代，完成从保皇派到共和派的转变的时候，共和制才在法国扎下了根。
    四、几点启迪
    纵观法国农民介入现代政治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到某些有意义的启迪。农民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社会群体，就其阶级本性和特质而言，具有明显的反资本主义倾向。虽然被封建制度压迫的社会地位，以及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革命序幕所造成的大的历史环境和革命氛围，能够把农民推向革命，使之作为一支卓有影响的革命角色步入政治舞台，给封建制度以摧枯拉朽似的打击，但是农民阶级本身并没有在革命中得到改造。正因为如此，在革命的政治力量摧毁土地贵族的势力之后，在革命中得到发展，在革命后又极力维护其小私有者的地位，坚持小生产方式的小农阶级就成了抗拒现代化的主要社会群体。现代化的革命变革，打破了农村中土地贵族与农民阶级之间的均衡之后，没有新的社会链条把农民阶级联系起来，彼此没有关系各自独立的小农生产和缺少自觉意识的小农阶层，恰恰是万能的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威立足的社会条件和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大革命以后的几十年里，法国资产阶级一直在为建立共和制的现代民主而斗争，共和的曙光虽偶尔闪现，但斗争的结果总是出现与斗争者的意愿相反的专制帝国的根本原因所在。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土地贵族的顽抗势力可以用政治革命的力量来摧毁，而对小农的改造则必需是依靠资本主义新的经济力量的冲刷。当小农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还在传统的框架里徘徊的时候，普选权即参政权只能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即由于农民对现代政治的一无所知，而被别人操纵引入歧途。在1848年的法国，波拿巴正是利用小农对拿破仑的崇拜，小农对行政权力的无条件遵从，以及它们与突然出现的普选权结合而产生的政治力量，打倒了共和国，产生了第二帝国。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为市场经济所改造，传统的农业社会共同体普遍崩溃，小农的社会构成被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和上下流动的社会联系所取代，小土地观念被新的社会思想所削弱，农民本身这才得到改造，他们从传统社会影响的庇荫下走出来，与现代社会融合。只有在这里，在农业社会和农民阶级这一抗拒变迁的落后区域和保守群体都被新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力量所分解之后，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社会条件才真正出现，法国政治上大起大落的动荡局面也才结束，法兰西共和制度最终确立。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排除了土地贵族的障碍之后，政治现代化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改造传统农民，农民问题解决的快慢，直接关系到现代民主政治建立的顺利与否，而解决农民问题最基本的途径，不是政治的暴力手段，而是经济的自然力量，和社会总体环境的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