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莱姆黑人身体素质也在下降。良好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是健康的基础。吉伯斯·奥斯夫斯基对20年代中期以后哈莱姆区生活环境作了较为生动的描写：楼房的天井和走廊上堆满了垃圾和污物，衣服和被褥挂在窗外，废物不时地从通风管里扔下来，小狗在平顶房上溜达……过道里又黑又脏，破裂的管道衰败不堪，屋里害虫成灾，人们在家里开展灭鼠运动，老鼠比人吃得饱睡得好……恶劣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严重地损害了哈莱姆人的健康。一名亚特兰大大学教授对1923－1927年的哈莱姆区健康状况作了深入研究，得出结论：在这几年期间，哈莱姆人口死亡率为42%，〔37〕为全市最高；妇女难产死亡人数为其它地区的两倍；婴儿死亡率为111‰，几达纽约市其它地区的两倍。
    从表中看出，在中央哈莱姆和东哈莱姆，平均婴儿死亡率、肺结核死亡率及发病率为全区最高，其它传染病率也接近第二，正常死亡率为曼哈顿区最高。另据1935年纽约市卫生局健康中心材料，1929-1933年，中央哈莱姆和东哈莱姆的哮喘病发病人数平均每万人为1092.5人，曼哈顿区平均数每万人为817.3人；麻疹、猩红热发病人数每万人为2124人，曼哈顿区平均数每万人为1330人。〔39〕美国学者亚奥多·舒尔茨指出，教育程度、婴儿死亡率等因素都可以反映人口质量的高低。〔40〕毋庸置疑，哈莱姆区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恶化引起人口质量下降，从而加速该区的衰落。
    五、人口构成的变化引起社会道德风貌的演变
    人口构成的变化与社会道德风貌演变有着内在联系。黑人大量聚集加剧了社会道德的变化。20年代，哈莱姆传统的家庭观念业已动摇，单亲家庭越来越多。一些黑人男子或离家出走或因暴力死亡造成许多家庭破碎，约有43.6%的黑人生活在以妇女为家长的单亲家庭中。家长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单亲家庭中的孩子从小就失去健全家庭的观念和温暖，母亲忙于生计无暇管教孩子。孩子在不良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其思想、行为极易受到象法国社会学家勒邦所说的社会“感染”。〔41〕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很可能成为社会骚乱的参加者。〔42〕美国一项罪犯家庭研究表明，青少年罪犯63.5%来自单亲家庭。〔43〕此外，哈莱姆人口中15-44岁的人口居多，占总人口的66.5%（曼哈顿区平均数为56.5%）。这个年龄段犯罪率较高。其中16、17、18岁青少年被捕人数比其它年龄的多。〔44〕黑人青少年缺乏知识和技能，经常失业，又遭白人歧视，所以他们心情格外颓废和沮丧，很容易铤而走险。1914-1927年间每年纽约市少年法庭卷宗表明：黑人少年各种犯罪的百分比率持续增长。1914年，黑人少年犯罪在纽约市少年各种犯罪案例中占2.8%，193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1.7%。
    邻里关系淡薄是另一方面的表现。由于黑人妇女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养家糊口上，比较关心眼前利益而不太关心未来。她们为日常生活需求而忙碌，对外接触、联系受到限制，邻里关系是不太信任和不长久的。〔45〕此外，哈莱姆黑人或是先来的黑人居民和新迁来的黑人不睦。有的本地黑人甚至还嘲笑热带黑人移民的服饰，黑人孩子向新来的人投掷石块。他们还谑称牙买加人为“耍猴人”（Monkey Chaser）。这种内部矛盾和不和谐的邻里关系，大大地削弱了黑人的凝聚力，使哈莱姆区的黑人难以团结一致，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为改善社区环境和争取合法权益而斗争。
    社会责任感是社会公德的一个重要方面。哈莱姆区的住宅或公寓经常处于污秽不堪、长年失修的状态。房东只顾赚钱，不顾维修和管理。公寓里经常遭劫，内部物品失窃，有的住宅成了卖淫、赌博等犯罪场所。有人把这种情况归结为黑人的过错，〔46〕但这种观点不尽正确。哈莱姆人之所以缺乏某种社会责任感，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经济条件较差，文化水平较低，大多数人没有城市生活经历，因此在处理家庭、邻里和社会关系时常常表现出狭隘、无知和漠然的行为。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是生活挫折感导致行为反常。美国一直自诩是“机会”的国度。黑人离乡背井，历尽千辛万苦来到美国，来到城市，为的是寻找“机会”-发财致富的机会。他们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其程度丝毫不比白人逊色。
    从下表中看出，黑人工人阶级和黑人中产阶级抱负水平都很高。如果比较一下，就会发现黑人贫民的中、高抱负水平的总值远远超过白人贫民的中、高抱负水平的总值（黑人为80.2%，白人为56.1%）。黑人工人阶级的中、高抱负水平的总值也高于白人工人阶级的中、高抱负水平的总值（黑人为79.1%，白人为79%）。〔47〕但是，白人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合法地实现或部分实现自己的抱负，而黑人由于种族歧视等各种原因，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当他们通往成功的道路因社会成人为设置的障碍而不能逾越时，他们就容易产生挫折感并出现异常行为。就象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弥尔顿（Robert Merton）所说：“当个人或群体不可能通过允许的方法实现经过社会赞同而建立起来的目标时，这就意味着他们陷入了不受现在规范所支配的处境”，〔48〕即导致个人社会行为反常。在哈莱姆区及其他黑人、波多黎各人等少数民族聚居区里，道德失范、犯罪率普遍较高，也都主要是这个原因。因此，我们有理由断言，美国政府和社会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六、几点结论
    人口是组成社会的要素，城市是人的意志表现的一种结果。城市人口数量、质量、性别、年龄、职业等因素都和城市命运密切相关。而人口流变必将引起上述人口诸因素的变化，进而影响城市发展。如果人口流变有利于改善人口诸因素，那么它就能促进城市发展；反之，它将对城市发展起负面作用。其具体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城市发展要有不同层次的劳动力为依托。适时地引起人才，合理的劳动力技术构成有助于城市经济建设。否则，同一层次的劳动力过多势必造成某些社区、某些部门就业危机，其结果将危及城市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
    第二，人口流变影响城市人口质量，从而制约城市发展。高质量人口流入城市，能改变人口知识结构，使城市对市场应变能力增强，促进技术革新和产品更新换代，增强城市经济活力，保证城市持续性发展；反之，它将制约城市发展，导致城市社区衰落。
    第三，人口流变关系到城市社区秩序的稳定。在世界许多大城市里（美国最为突出），富裕市民向条件较好的郊区迁移，使郊区繁荣起来，而城市老区出现“空洞化”，结果市场疲软，商业萎缩，税收锐减，市政失修，社会秩序混乱。这是产生贫民区的温床和土壤。
    第四，人口年龄构成对城市也有重要影响。城市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有机体。如果有适量的青少年人口流入城市，那么城市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经济发展有潜力；如果流入大量老人，城市则暮气沉沉，缺乏活力。当然，倘若管理不善，青少年也会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