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族性
    法国人具有下列显著特点：1.既崇尚理性，又热情奔放、富于幻想的二重性格；2.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3.思想活跃，富有创新意识，每每能标新立异，引导时代潮流，但缺点是不够深刻，往往流于肤浅和轻浮；4.喜欢享受人生，酷爱美食佳酿、声色犬马和花草风月，以追逐时尚为能事，其奢靡之习根深蒂固；5.法国人喜爱文学和社交生活，从中培育出他们的机敏、才智和优雅情趣。
    法国人作风散漫，缺乏社会化大生产所需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时间观念，这尤其表现在经常迟到，不守时。一般说来，法国产品的交货期只有拖后没有提前，人们宁可付拖期罚款也不愿为了加快工作进度而牺牲自己的闲暇时间；法国人的售后服务意识也较差，不像其它西方国家那样强调“顾客就是上帝”；法国人对质量也无苛刻的要求，许多产品做工不细，容易出一些小毛病……这些都削弱了法国货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社会化大生产需要人们有一定的集体观念与合作精神。而法国人都爱表现自己，好出风头，喜欢天马行空，我行我素。法国人虽然崇尚理性，但又富于理想主义和浪漫气质，喜欢好高骛远，推重价值理性，贬抑工具理性，务实精神尚嫌不足。虽然法国人富有探索精神与创新意识，但缺少德国人那种深入钻研的劲头和严谨、踏实的作风。凡是需要耐性与恒心、需要艰苦努力和天长日久才能见效的工作，法国人往往敬而远之，可谓标新立异有余，坚实深沉不足。法国人爱好文学与社交生活，推崇优美的文体、华丽的辞藻和机智幽默的谈吐，以风雅、高贵相标榜，这就助长了夸夸其谈、华而不实和矫揉造作的风气，形成了轻浮浅薄、重才轻智思想、重形式轻实质的消极性格，人们看重的并不是思想的深度或学识的渊博，而是善于卖弄文笔或巧舌如簧之类的小聪明。
    由于法国人民的革命传统、斗争精神和对政治的积极参与，使阶级斗争十分尖锐、激烈，政局长期动荡不安，在近代史上屡屡发生暴力革命和流血动乱，使经济发展一再受到干扰和冲击。虽然1871年以后不再发生大规模的暴力对抗和波及全社会的革命、动乱，但国家的政体仍不稳固，共和制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仍面临挑战。政坛上党派林立，斗争激烈，政潮迭起，多次酿成政治危机，致使当权者穷于应付，无暇顾及经济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对政局不稳的担忧也严重损害了企业家的投资信心。而英、美、德等国的政局都相对稳定，经济发展很少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和冲击。
    由于民族性使然，法国长期以来一直缺乏建设性的社会对话，未能建立起和谐的劳资关系。每当出现劳资纠纷，双方不是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纠纷，而是诉诸对抗，动辄举行罢工，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
    法国人属于拉丁语族，而德、英、美三国均属日耳曼语族。日耳曼人与拉丁人的民族性存在显著的差异。日耳曼人深沉、稳健，头脑冷静而富有理性，拉丁人则浮躁、浅薄，热情奔放，易于冲动；日耳曼人讲求实际、崇尚务实，拉丁人则重体面、爱虚荣，讲究形式主义；日耳曼人勤勉、刻苦耐劳，拉丁人则喜欢享受人生、耽于逸乐；日耳曼人对待工作专心致志、认真负责，拉丁人则遇事漫不经心，粗枝大叶，敷衍了事，得过且过；日耳曼人讲求效率，时间观念强，拉丁人则办事拖沓，工作效率低，缺乏时间观念；日耳曼人守纪律、重秩序，拉丁人则较为散漫，不爱受约束；……对这些差异的评说可见于许多学者的论著（如丹纳的《艺术哲学》）。近代以来，西北欧各国（多属日耳曼语族）的经济水平普遍高于南欧各国（多属拉丁语族）。操英语（属日耳曼语族）的北美、大洋洲国家也远较拉丁美洲各国先进、发达。法国的工业化落后于德、英、美三国。
    四、历史与文化传统
    法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天主教国家，号称“教会的长女”，而英、美、德都是新教国家。天主教是维系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而新教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从新教的神学思想和伦理、价值观出发，孕育和衍生出一系列明确、具体的行为规范，如鼓励积极进取，提倡勤劳致富，崇尚简朴节俭，反对散漫轻浮，谴责奢侈浪费，取缔赌博酗酒等。马克斯·韦伯曾对此予以详细论述。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新教伦理逐渐脱去了神学的外衣，从纯粹的宗教教条转变为世俗的行为规范，构成了一整套具有可操作性和能够实际运用的社会实践理论。因此，在欧、美两洲，天主教国家的经济发展大多落后于新教国家。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中，新教徒在经济上也通常要比天主教徒更为活跃、更有作为。虽然法国在宗教改革时期也曾有不少人改奉新教，但其人数从未超过全国人口的1／8，所以天主教在法国一直占绝对优势。
    由于法国的宗教改革最终夭折，因此进入18世纪以后，法国资产阶级便转而以启蒙运动的形式来宣扬资本主义精神。虽然从反封建的思想内容来说，启蒙运动比宗教改革更为激进、更加旗帜鲜明，但就塑造资本主义精神的实际效果来看，前者却不及后者。因为在欧洲，自中世纪以来，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宗教信仰支配的，所有塑造精神气质或改变社会风气的过程都有赖于对宗教信条的重新阐释。何况启蒙运动主要是为其后的政治大革命进行思想准备，而不是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提供伦理原则或行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