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俄国建立初期（1917—1924年）
    1920年哈萨克共和国初建时，南部和东南部的一些地区尚未包括在内，而是隶属于土尔克斯坦自治共和国。〔12〕此时哈萨克族占吉尔吉斯（哈萨克）苏维埃共和国总人口的46%，主要集中于塞米巴拉丁斯克、阿克莫林、图尔盖、乌拉尔斯克、曼吉什拉克、阿斯特拉罕、布克耶夫斯克—奥尔达等地区。〔13〕然而，这时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某些领导人极力反对将阿克莫林、塞米巴拉丁斯克及乌拉尔地区划归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理由是在这些地区吉尔吉斯人和俄罗斯人占人口的大多数。1921年民族学家们就此问题展开调查、识别、统计和争论。最终大多数专家达成共识，确认在这些地区哈萨克族占总人口的55%，俄罗斯人占45%。因而决定将上述地区划归哈萨克斯坦共和国。〔14〕
    共和国初创时期（1917—1924年），由于战争、民族纠纷和社会动乱等祸患迭至，使哈萨克斯坦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1920—1922年发生的严重旱灾更是雪上加霜。由于当地大多数居民以游牧和半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所以损失尤其惨重。旱灾造成的饥饿和牲畜绝饲笼罩着里海北岸、整个波沃尔日、乌拉尔河流域、哈萨克斯坦北部和中部以及西西伯利亚，致使哈萨克人口锐减。当时政治局关于普里莫尔斯克民族区的一份情况报告中这样记述：“以哈萨克人为主的民族区的居民衣不蔽体，饥寒交迫……在原先最为富庶的第六乡牲畜无一幸存。由于饥饿而亡的家庭随处可见，马匹、骆驼、羊群在暴风雪中纷纷倒毙，该乡的居民为了裹腹而食皮和死畜。”〔15〕据1921年11月统计，哈萨克斯坦五省一县共计人口3352228人，其中有150万人遭受饥饿。此后，饥饿人口逐日递增。〔16〕因饥饿而死亡的哈萨克人约41.4万人，占当地居民人口的18.5%。〔17〕
    正值此时，国内战争刚刚结束， 苏维埃俄国开始转向经济建设。 1920年3月底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 提出了统一的经济计划。该计划要求首先发展运输业和工业，俄罗斯国民经济电气化摆在首位。这期间，在整个哈萨克斯坦仅有塞米巴拉丁斯克和阿克莫林两个地区收成略好。灾区的牧民大批流入这两个地区，使之人口大幅度增加。塞米巴拉丁斯克和阿克莫林的粮食、肉类及各种食品除了自给、支援灾区外，还需按计划运往工业中心。仅1922年元月就从塞米巴拉丁斯克发往莫斯科、萨拉托夫、喀山等地225车皮粮食。 这都给上述两地造成严重的人口和经济压力。虽然成立了救济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疏散人口，并向灾区运送了有限的粮食和物资，但是灾情造成的危害没有明显缓解。随之而来的各种疾病，造成整个家庭的毁灭，使哈萨克斯坦人口骤然下降。这次饥荒成为迟滞哈萨克斯坦人口发展的主要制动器，对后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主体民族人口的增长及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时期（1924—1953年）
    1924年1月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担任党和国家政府的领导职务。在近30年中苏联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一时期哈萨克斯坦人口状况的变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一）统一规划，变更领土，民族人口增长。
    1924年苏联开始进行中亚民族国家划界。土尔克斯坦自治共和国境内哈萨克人居住地区，总共685900平方公里的地域划归吉尔吉斯（哈萨克）苏维埃自治共和国。〔18〕在这些地区哈萨克民族人口均占多数。诸如，在锡尔达利亚地区哈族人口占90.60%，杰特苏伊斯克占74%。 据统计，1920年哈萨克人只占居民总人口的46%；1925年则达到61.3%。〔19〕1926年全苏进行了人口普查后与1920年相比，中亚民族国家划界之后六年中，哈萨克民族人口比重增加了11%，人口机械增长52.5%。据1926年全苏人口普查统计，全苏哈萨克总人口为3963000人； 哈萨克斯坦的哈族人口约3628000人；与1897年相比， 哈萨克民族人口增加了234800人。
    十月革命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哈萨克族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开始发生变化。由于社会的变动，哈萨克族的传统家庭逐渐稳固，人口的健康状况好转，人均寿命延长，出生率回升，死亡率降低。由于中亚民族国家划界，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分也使哈族人口无形中增长。这一时期通过人口的自然变动和机械变动，调解人口的变量对哈萨克斯坦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盲目实行“集体化”、“定居化”，致使主体民族人口大量流失。
    1926年全苏人口普查统计，哈萨克斯坦有38.5%的居民从事牧业，33.2%的人口农牧兼营；10%的人口依然为纯游牧生活方式，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从事农业，三分之二的人口为“半游牧民”。
    1928年，斯大林开始片面强调高度优先发展重工业，宣布农业全盘集体化。苏联政府决定通过农业集体化，企图使有着悠久独特民族文化传统的游牧民和半游牧民尽快实现定居化。
    1929年哈萨克斯坦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1930年元月中央决定游牧民向定居过渡。“加快居民定居化”被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1930 年3月已有56.6%的农牧业人口实行集体化，1931年9月达60.8%。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哈566000户游牧和半游牧家庭中就有544000户转为定居。〔20〕
    “全盘集体化”和“加快居民定居速度”是在共和国既无理论基础，又无经济条件的情况下强制推行的。游牧民面对突如其来的集体化、定居化毫无准备。突然失去生存的唯一财富——牲畜，他们陷入水源不足、籽种紧缺、农具缺乏、住房困难、草场衰退的境遇；集体农庄的牲畜因没有饲料和无人照管而死亡。1932年底，虽然国家援助哈萨克斯坦200万磅粮食，但平均每人仅200克；40 万户居民定居只修建住宅38000套。仅1930年就损失230万头牛、1000万只羊。1929—1930年就有35 %的牲畜死亡。一个拥有117000头牲畜的国营农场，仅有13000 头牲畜安全过冬。在组织管理方面也存在问题，这一时期所建的集体农庄多半由10—20个阿吾勒组成，15户为一个阿吾勒。平均12个农庄1名会计， 50个农庄1名技术员，生产中的许多技术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 哈萨克斯坦各民族人民经受了痛苦的洗礼。“加快定居”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超越社会进程规律的强制行为酿成了悲剧性后果，“注定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21〕这便是30年代初的“牧区大饥饿”及“哈萨克游牧民的大逃亡”。〔22〕据1939年全苏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仅有3100900人。据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刊布的一份资料报告， 这一时期实际死亡100万人。〔23〕据统计，30年代初期，哈萨克居民中有15 —20%的人离开故土。
    如果说20年代初的人口锐减是天灾而致，那么30年代的悲剧则是人为造成的。由于经济政策和政治决策的失误，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导致了一场浩劫。哈萨克民族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表现出无比的英勇，为了苏维埃祖国，为了战胜法西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一时期哈萨克人口降到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