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建：社会层面与心理层面
    识者早已指出：“一部罗马兴亡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无非是它的政治文化蕴积丰盈而趋于衰竭的历史，它从中深刻地反映了这1200多年，罗马从第伯河畔的一个蕞耳小邦发展成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的历史过程。”（注：张广智，《论古罗马的政治文化：一项历史学的分析》，《江海学刊》，1995年第1期。）因此，本文意欲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前期罗马帝国元老院重建的原因。其实，从社会心理层面，尤其从某个特定时代的集体心理来分析人们对改制的态度、情感及信仰，这正是政治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倘以此分析元老院在前期罗马帝国的重建，我们以为似可深入历史的深处，其研究工作也可由此深入一步。
    群体心理对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普列汉诺夫早有论及，他说：“社会心理异常重要，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注：《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73页。北京三联，1961。）那么，世纪之交的罗马人的心理状况如何？它们对决策者的行为及政体的构建有什么影响？诚然，我们不可能如现代政治文化的研究者那样运用数据准确地估价特定时期的群体心理，然而，从古典史学家的记载中，我们仍可发现，当时的罗马人民对五百年的共和制度怀有深深的留恋之情。这种对共和制的依恋使得我们可毫不夸张的将这种心态称之为“共和情结”。这一情结源于罗马人在共同文化氛围中的共同经历，他们耳闻目睹了共和制下罗马国家所创造的雄伟霸业，使得他们把共和制与罗马国家的强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和制的崇高与威力便这样被罗马人所认同，并融汇于罗马人的潜意识中。任何敢于公然更改共和制度的人，毫无疑问会遭到罗马人的厌恶与反对。这一集体心理在公元前44年得到验证，这一年的2月15日，当凯撒坐在观礼台上观看竞技表演时，他的同僚安东尼突然跳到台上，把一顶王冠加在他的头上，面对这一举动，场内的大众中只有少数人在鼓掌，而大多数人在叹息。（注：阿庇安，《罗马史》，第14章。商务印书馆，1979。）元首制的创建者屋大维和凯撒相比，的确没有后者那过人的精力与惊人的才能，然而他却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究其原因，就在于他正确地把握了时代的群体心理。凯撒尽管将王冠扔在地下，但他丝毫不掩盖他对共和国的蔑视。在他的心目中，“共和国，仅是一个既没有形式，又无内容的名称，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注：Suetonius,The Twelve Caesars,Caesar,77.）尽管他极富雄才大略，但他最终被刺而亡。而屋大维却懂得群体心理的巨大能量，因而在他成为罗马世界独一无二的主宰后，他便在复古的旗号中确立了一种新的体制--元首制。这种制度“是当时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深刻反动精神的必然结果。”（注：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正是这种时代的精神决定了奥古斯都的政策取向。奥古斯都深知，“所有罗马人，不论他们对历史和传统的感觉多么的微弱，但他们对罗马元老院在国家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却有着明晰的概念。”（注：Richard J.A.Talbert,The Senate of Impe-rial Rome.P81,Princeton Univ.Press,1984.）既然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就须顺应罗马大众的心理要求，所以，他自然恢复了共和国的象征--元老院在国家的地位与作用。
    一般说来，集体心理状态是一种内化的且隐而不彰的东西，但它却是一种对历史的发展起深层作用的“心理结构”，具有继承性和恒久性，它支配人们的行为方式，影响社会群体的思维走向，制约人们的价值观念。一个高明的政治决策者，倘顺应这种集体心理，没有不成功的，反之则惨矣。奥古斯都在政治上成功的奥秘，元老院在前期罗马帝国的成功重建，其因也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
    从社会心理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还涉及到人类群体的精神生活，这就关联到元老院在罗马民众宗教生活中的独特地位了。
    在罗马传统的信仰中，“元老院类似于基督教中的牧师，是沟通神与人的中介。”（注：Mary Beard & Michael Crowford,Rome in the Late Republic,P34-35.Duckworth,1987.）因此，共和国时，它不仅是至上的行政机构，而且也是最高的宗教机构。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它巨大的宗教权威使它在共和国时拥有至上的政治权威。在罗马人的心目中，元老院代表着传统，因而对它无条件地服从也就是对他们的传统以及代表传统的神灵的服从。这构成了罗马人民的一种牢不可破的心理。奥古斯都深明此理，他一方面要满足人民的心理需求，一方面要利用元老院的宗教权威赋予他的统治以神圣性和其合法性。事实正是如此，帝国时各个元首的权力和头衔均是元老院赋予的，每个元首都要刻意表明自己的权力得之于元老院的授予。最有力的佐证便是在出土的钱币上，明晰的刻着元老院授权于伽尔巴、韦伯芗、涅尔瓦和图拉真的画面。69年，伽儿巴在前往罗马就任元首的途中，他坚决拒绝别人给予他的元首称号，而只有在那波与元老院派出的使团相遇，并由他们授予他元首的称号时，他才欣然应允（注：Dio'Roman History,54;63.Loeb Classical Libr-ary；另据Suetonius记载，元老的最低财产额为120万塞斯退斯，Gaius Suetonius,The Twelve caesars Augustus,41,Penguin Classics.）。此外，元首们还利用它在整个帝国境内普及对元首的崇拜。在罗马传统宗教中，元首崇拜是难以实行的，因为它只能神话共和制度等抽象的原则，而不能神话个人。正是通过元老院传统的宗教权威，元首崇拜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发展为帝国境内统一的认知和信仰，这种统一的认知和信仰遂成为元首统治稳固性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确立和普及元首崇拜的过程中，元老院身上的神圣光环逐渐转移给元首，从而为元首制向君主制的转化在意识形态上铺平道路。
    奥古斯都和提比略审时度势地重建元老院对罗马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由于只有元老院才能承认元首权力的合法性与神圣性，因而它便能在王位继承的空档期以及内乱时暴风雨式的王位更替中保障罗马国家的稳定发展；另外，正是通过开放的元老院，大量优秀的省民被纳入国家的统治体系，从而拓宽了罗马国家的统治基础，也意味着元首制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反过来又加强了元首的统治。
    那种认为元首制从一建立便是专制（仰或隐蔽的专制）或王政的观点明显忽略了政体演变的渐进性和复杂性。从罗马元老院演变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从元首制发展为君主制历时一个半世纪。因而，进入帝国后，“元老院作为伟大的罗马权力的一种富有想象力的象征而保留下来，这一方面同旧的罗马人的感觉保持和谐，另一方面也使得人们不时追忆起罗马辉煌的过去。”（注：D.Sannel,Roman Society from Nero to Marcus Aurelius,New York,1905.）对它的重建是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的要求。在前期帝国，元老院依然是“帝国的柱石，行省的光荣……国家的生存，世界的和平，你们的性命，我的性命（指奥托与支持他的士兵--引者注），只有取得持续存在的元老院的支持才能得以保证。”（注：Tacitus,History,I,84.）它与元首的关系处于一种相对模糊的、不断调整的状态，正是这种界线不甚明了的政治体制，保证了罗马国家的百年和平。当元首崇拜将元首制深入到帝国境内每个居民内心，当一种更高效、更加遵从元首旨意的“作为元老院复本”的元首顾问委员会（consilium principis）被确立后，元老院在前期罗马帝国所享有的政治权力就只能是明日黄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