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战后英国第一届艾德礼工党内阁的对欧政策受到人们的批评，他们指责它在战后初期欧洲联合的过程中态度消极，以致使英国从一开始就失去了领导欧洲的机会。这种评价近年来受到一些学者的挑战，他们认为，在1945年后的二三年中，英国对欧洲合作远非是消极的，相反是积极的参与（注：约翰·扬：《英国和欧洲的联合1945-1992年》（J.W.Young,Britain and European Unity,1945-1992），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93年版；杰弗里·沃纳：《工党政府和西欧的联合，1945-1951年》（G.Warner,The Labour Governments and the Unity of Western Europe,1945-1951），R.奥文戴尔编：《英国工党政府的对外政策，1945-1951年》（R.Ovendal,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British La-bour Governments,1945-1951），莱斯特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S.格林伍德：《1945年以来英国与欧洲的合作》（S.Greenwood,Britain and European Cooperation Since 1945），布莱克维尔1992年版。）。这些学者的论点建立在对主持外交事务的欧内斯特·贝文的“第三种力量”构想的积极评价上，他们争辩说，贝文战后确想建立英国领导的西欧国家的联盟。实际上，从贝文提出“第三种力量”的构想到他最终转向依靠大西洋联盟，英国工党政府的对欧政策有一个寻求、调整和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各种因素的变化，首先是冷战的逐渐形成和美国卷入欧洲事务有着直接的联系。重要的是，工党政府的欧洲政策一经形成，随即确实对整个50年代英国的欧洲一体化方针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建立“第三种力量”的构想与努力
    贝文的“第三种力量”构想源于大战后期英国外交部官员对战后欧洲政策的考虑。如同近代历次大战之后的情形，恢复均势是英国二战后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为此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怎样处置战争祸首德国的问题。从1942年秋季始，西欧各国流亡政府中的一些政治家开始酝酿战后建立旨在扼制德国东山再起的西欧联盟，并希望英国出面领导。这一想法引起英国外交部官员的注意，他们认为，一方面，在战后美英苏三大国维持合作的前提下，针对德国的某种地区性联盟应是拟议中的战后世界组织中欧洲安全体系的一部分，它不会招致苏联的反对而导致欧洲分裂；另一方面，英国一直担心美国战后会退回到孤立主义立场上，如果这种担心变为现实并且世界组织夭折，那么这样的防务安排自有其未雨绸缪之作用。但是，反德西欧联盟对外交部官员更大的吸引力在于它似可成为英国维持战后世界均势的工具，这反映在外交部常务次官帮办萨金特爵士在1945年7月11日所起草的一份题为“欧洲胜利后的估量”备忘录（注：D.J.默里和S.R.阿什顿主编：《英帝国终结文件》（D.J.Murray and S.R.Ashton eds.,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the Empire）A辑第2卷第2部分，英国皇家文书局1992年版，第297-301页。）中。萨金特指出，二战结束后欧洲将面临迥异于一战后英法支配欧洲前途的局面，“这一次控制权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苏联和美国手中”。因此，英国特别需要将三大国合作原则作为处理战后国际事务的基础。他认为，在我们两大伙伴尤其美国看来，英国现在已是一个二流强国。那种认为美国和苏联两个未来最重要的世界强国的相互谅解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观念，是英国必须予以反对的。那么，萨金特的对策如何呢？萨金特吸取了当年法国人非靠英国不能制约德国的教训，他说：“我们必须准备依靠自己的政策而自立”，“为此，将法国和西欧小国，当然还有自治领，变为我们在三大国体系中的合作者是最佳途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迫使我们的两大伙伴平等待我”。
    贝文上任后对萨金特等人的形势分析衷心赞同，他在1945年8月参加波茨坦会议返回伦敦后，召集外交部官员讨论战后英国的欧洲政策，会上强调，英国的长期政策是建立它与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国家的密切联系；他希望看到英国与这些国家“既在政治问题上又在商业和经济事务上的密切交往。从法国开始是必要的……”（注：S.格林伍德：《40年代后期的第三种力量》（S.Greenwood,The Third Force in the Late 1940s），B.布里瓦蒂和H.琼斯编：《从重建到一体化：1945年以来的英国和欧洲》（B.Brivati and H.Jones eds.,From Reconstruction to Integration:Britain and Europe Since 1945），莱斯特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贝文的上述构想，被称为“宏伟计划”。然而，“宏伟计划”不是战时西欧联盟计划的简单翻版，其差异首先在于后者主要是一个政治和防务合作计划，而贝文最初所设想的联盟不仅仅局限于防务领域，其重心却是西欧国家的经济合作。这种变化是由英国战后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所决定的。
    英国在二战中遭受了空前的损失，对德战争结束时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发出了“财政敦克尔刻”的警告，英国只得将求援的目光转向大洋彼岸由于战争而暴富的美国。然而，距日本宣布投降后仅仅一周，美国突然宣布停止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物资。杜鲁门政府的决定意味着今后英国需支付现款购买美货，结果，经过艰苦的讨价还价，美英两国政府于12月6日签订了财政协定，它规定，美国向英国提供37.5亿美元贷款，条件是英国必须在1945年12月底前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注：D.丁布尔比和D.德诺兹：《大洋之隔：20世纪的英美关系》（D.Dimbleby& D.Reynolds,An Ocean Apar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itain and Americ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兰登书屋1988年版，第178-180页。）。根据该协议，英国不仅要在一定期限内恢复英镑的自由兑换，而且要实行美国极力要求的所谓“自由贸易”政策，这意味着英联邦特惠制的实际取消。美国乘人之危的做法在英国朝野引起一阵强烈的反美情绪，英国人觉得，这简直是在向美国乞讨，过去两个世纪中一直是英国将贷款条件强加给别人，而现在却要听命于美国人！
    在这种背景下，贝文产生把西欧建设成为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第三种力量”的思想，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美国的经济依赖，维护英国的独立地位。1945年9月，贝文对来访的法国社会党领袖莱昂·勃鲁姆说，他正在“关注增强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合作，以期这种合作能增加 我们在防务问题上的共识”（注：S.格林伍德：《欧内斯特·贝文，法国和西方联盟，1945年8月-1946年2月》（Sean Greenwood,Ernest Bevin,France and Western Union,August 1945-February 1946），《欧洲史季刊》（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第14卷，第325页。）。10月3日，贝文又向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提出两国就双边关系举行谈判。显然，贝文意在录求建立欧洲“第三种力量”的基础。同年底，贝文进一步提出世界分为“三门罗”的思想。他指出，一个世纪前美国宣布了维护它在美洲大陆势力范围的“门罗主义”，现在苏联的“门罗”正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崛起，第三个“门罗”应该基于“与其他国家维护其安全的同样条件之下我们维护英联邦安全的权利”（注：R.埃德蒙兹：《筑起堤防：美国和英国，1945-1950年》（R.Edmonts,Setting the Mound: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1945-1950），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英国历史学家格林伍德分析道，将西欧国家组成强大的欧洲中心体系，即所谓的“西方联盟”，是贝文外交政策的最终概念（注：格林伍德：《1945年以来英国和欧洲的合作》，第11-12页。）。
    但是，在冷战形势明朗前贝文始终投鼠忌器，不敢把“第三种力量”的大旗公开扯出来而刺激苏联，同时，英法关系的不谐也是实现贝文构想的另一个障碍。在战时，戴高乐声称他不反对与英国结成联盟，但希望战后法国能够永久控制屡次对其构成军事威胁的莱茵兰地区，并将鲁尔工业区从德国分离出来置于国际共管之下。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过分削弱德国的教训，英国未予首肯。在1945年底炮击大马士革事件中，英国派兵干预，这使戴高乐恼羞成怒，英法几乎兵戎相见。贝文的“宏伟计划”以英法联盟为核心，为改善与法国的关系，英国便在外交上采取主动，贝文不仅提出英法共同从利凡特撤军的建议，而且在德国问题上转而采取与法国接近的立场。可是，1946年1月，戴高乐突然辞职，法国政局陷于动荡之中，贝文遂有意缓议英法结盟。
    然而不久，英法结盟出现了契机，但这不是在贝文所希望的经济领域，而是两国的防务合作。1947年1月1日短期执政的勃鲁姆总理致信艾德礼，除请求英国增加对法国的煤炭供应以解燃眉之急外，他建议两国为防止德国再次发动侵略而缔结同盟。在1月6日的内阁会议上贝文抓住这一机会，强烈表示赞成与法国结盟（注：阿伦·布洛克：《欧内斯特·贝文：外交大臣，1945-1951年》（Allan Bullock,Ernest Bevin: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伦敦1983年版，第357页。），至同年3月4日，贝文和皮杜尔在法国敦刻尔克签署英法同盟条约，即敦刻尔克条约。
    敦克尔刻条约的签署标志着英国的欧洲政策已处于转变之中。敦刻尔克条约酝酿之际，三大国同盟尚未破裂，英国仍然希望避免刺激苏联，条约对准的目标是德国。但是，东西方冲突的逐渐升级和西欧经济问题的日益严重已使英国实际不再把扼制德国看作是绝对必要的了，英国愈来愈认识到，德国工业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准的提高能够减轻占领国的责任，并减少苏联对德国西战区施加影响的危险性。与此同时，东西方关系已经发展到了重要关头。几乎正是一年之前，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发表了“铁幕”演说，发出了冷战的信号。工党政府对富尔敦演说予以默认，并正是因为英国的力不从心，在敦刻尔克条约签署一周后的3月12日，美国发表“杜鲁门主义”，公开表示支持东南欧乃至更大范围的反共势力。
    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由于美国尚未在欧洲承担重要的实际义务，对英国来说敦刻尔克条约便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条约减轻了法国对德国重新走上侵略道路的恐惧，从而为英法进一步加强在防务和经济等其他领域的合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贝文亦不愿因敦刻尔克条约而给予美国人以西欧不再需要帮助的印象。皮杜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声称，当他在敦刻尔克条约签上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就注意到如果需要组织一个反苏防务体系的话，那么该条约就能“为其他的各种协议提供重要基础”（注：约翰·扬：《法国、冷战和西方联盟，1944-1949年》（J.W.Young,France,the Cold War and the Western Alliance,1944-1949），莱斯特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8页。）。对于工党政府来说，敦刻尔克条约不失为两全之策：既能使英国在美国不对欧洲作出承诺的情况下退而依靠西欧联盟，控制西欧的局势，又能进而追求大西洋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