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临近二战结束，因战争需要而结成的美英苏盟友关系，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矛盾面前变得岌岌可危，盟国间就战后世界安排问题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在有关战后世界安排的争斗中，美国深感英国合作的重要，杜鲁门总统更是把美英联盟看成是战后世界稳定的基石。为了维护美英联盟，曾在罗斯福任期内至少在理论上重视的香港和其它殖民地的回归问题这时变得无足轻重了。英国人深深感觉到：“现政府不像罗斯福总统那样强烈想要改变香港和其它帝国殖民地的地位。”[12]
    与罗斯福相比，杜鲁门缺乏和中国患难与共的感觉。相反，杜鲁门感到更多的是失望和怀疑。在1944年底至1945年初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斗中，蒋介石政府损失惨重，严重暴露了其内部的种种弊端。此间的美国驻华外交官备忘录中记满了国民党政府的虚弱无力、不堪一击；同时指出，为了筹备内战，国民党政府把保持自己的实力看得比对日作战更重要[13]。从美国亚太地区基本战略目标出发；杜鲁门不能彻底抛弃蒋介石政府。但他也不可能无限度地支持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府，只好在进退两难之间徘徊、观望。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如何接受日本投降成为战后亚太地区当务之急的一件要事。1945年8月15日，杜鲁门致电远东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电报内容就是著名的战后第一号命令：“中国（不包括满洲）、福摩萨和北纬16°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指挥官和所有陆、海、空及附属武装力量向蒋介石司令投降。……”[14]不管是无意疏忽，还是有意如此，战后第一号命令中没有特别提到香港。为此，中英双方在接受香港日军投降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1945年8月11日，杜鲁门让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带消息给蒋介石：“麦克阿瑟将军已向日本帝国司令部发出命令，除对抗俄国的日军外，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无条件地向您或您指派的指挥官投降。”[15]根据赫尔利转交的这份电报和随后的战后第一号命令，蒋介石认为香港地区的日军理所当然应向他投降，因为香港在中国战区境内。香港的日军属华南派遣军第23军所辖，这个军的司令田中久一的司令部设在广州，他又兼任香港总督，因而香港应是中国广东战区的一部分。1945年2月中旬，美国魏德迈将军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1946年初期，中国军队独自攻占华南的两大海港，广州和香港。由于日本军队的变动，1945年6月，魏德迈将军的计划经修改后付诸实施。8月3日，中国军队行进到贝阿德堡（Fort Bayard）以西约20公里的地方，这是攻占广州和香港的前奏。由于投放原子弹、太平洋战争结束，这个作战计划才被中止[16]。从战时的作战计划及其实施情况可以看出，进攻香港日军的战斗任务是由中国军队承担的。英国政府不承认这些不可辩驳的事实。早在1944年7月10日，英国政府就确定了“战后恢复英国殖民统治，绝对不允许半点讨论”的方针，并决定必须用英国武装力量独立收复香港[17]。1945年3月3日，英国外交部再次重申武力抢占香港的重要性。中英双方矛盾尖锐，相持不下，竞相向美国寻求有力的支持。这时美国的态度显得十分重要。
    自1945年8月16日英国政府通告蒋介石，英国将派必要的军队重新占领香港，并恢复对香港的管理之日起，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外交部通过赫尔利频频致电美国总统和国务卿，请求美国敦促英国执行战后第一号命令。杜鲁门对蒋介石的请求置若罔闻。1945年8月18日，杜鲁门向英国首相艾德礼发出第4号绝密电报，明确表示：“从美国观点出发，我们并不反对香港日军向一位得到美国和中国方面充分支持与合作的英国官员投降，麦克阿瑟将军在上述合作得以顺利进行后将安排由一位英国将领在香港地区接受日军投降。”[18]杜鲁门的这一立场，为中英接受香港日军投降问题的解决确定了基调。当艾德礼告知杜鲁门：他担心“驻扎这一地区的日本指挥官可能认为香港在中国战区内”时，杜鲁门通知海军上将威廉·D·莱希，称他已同国务卿贝尔纳斯研究确定，寻求一种方式将香港从中国战区内明显地划分出来[19]。
    第4号绝密电报的内容得到证实后，中国政府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蒋介石致电杜鲁门，“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波茨坦公告和盟军最高司令的受降条款”，认为英国应该服从战后第一号命令，不向香港派军接受日军投降。杜鲁门在1945年8月21日给蒋介石的回电中为英国辩护说：“依我之见，接受香港日军投降问题只是一个军事合作事件。这不涉及到英国在这一地区的主权问题，你不要急于提出这个问题。”接着又讲到，对他而言，敦促中英军事合作，让英国在香港接受日军投降，是切实可行的事情[20]。蒋介石在得到这样的答复，并获知英国已派海军少将哈考特前往香港受降后，向杜鲁门提出妥协性建议，即他以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身份授权英国军官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但这种妥协还没有达到美英可以接受的程度，坚持要在香港恢复往日主权的英国拒绝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失去了美国的支持，又急于在可预见的内战中获得美英的援助，于是，蒋介石作出了一个“聪明”的抉择：英国海军少将哈考特以中英代表双重身份接受香港日军投降[21]。这是杜鲁门在香港日军投降问题上努力的结果。1945年8月31日，英国海军舰队终于踏上了香港的土地。11月19日，英国军队完成对香港、九龙的军管。在美国的帮助下，英国走上了战后继续保持香港殖民统治的道路。杜鲁门初期的美国政府抛弃了罗斯福时期在口头和道义上支持香港回归中国的政策，转而支持英国重建亚太地区的殖民统治。
    三
    帮助英国重建香港的殖民统治后，美国并没有停止对香港的密切关注。随着中国内战形势的变化和冷战的展开，香港在美国全球战略，特别是亚太战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1947年以来，国民党统治地区的经济继续恶化，国民党军队在各地接连失利。相反，中国共产党的实力日益增长。就在这种形势下，1947年3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致国务卿的一封信中提到，在同两位重要的英国官员就殖民地问题进行谈话时，他大胆地建议，英国政府应在中国局势更加稳定时，采取慷慨和宽厚的态度，宣布英国将在某个约定的时候将香港地区全部归还中国[22]。司徒雷登并非是要继承罗斯福的遗志，重提归还香港问题。英国在中国内战中持中立态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香港在当时具有特殊的意义。许多民主自由人士利用香港的言论自由，出版各种反蒋读物，运回内地宣传民主自由。这不是美国政府喜欢见到的局面。同时，还有更不乐观的动向令人担忧。1947年8月9日，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秘勒登向魏德迈将军报告：“有迹象表明，英国积极支持香港的持不同政见者策动华南分裂运动。因为一个中国东南沿海的自治政府不会像国民政府那样向英国施加压力，要英国归还香港。”虽然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霍珀在8月13日致魏德迈的信中声称，英国支持华南分裂运动多半是一个谣言，但不排除英国因商业原因承认这种运动的可能[23]。因此，司徒雷登建议英国就香港问题与国民政府保持联系。尽管对国民政府有种种不满，美国还是不能轻易放弃以国民政府牵制苏联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