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初，香港、九龙地区的反英示威活动愈演愈烈，许多示威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甚至打出反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标语。美国政府密切注视香港事态的发展。1948年1月6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鲍彻发表声明，先对中国收复租界的行动表示同情，随即指出，中国人民的行动不会伤害英国，只会伤害中国，并声称：“这一事件将会影响美国国会对华的援助项目。”[24]1月19日南京示威群众的标语中，40%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20%是反英的，20%是反美的，20%是既反英又反美的[25]。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这股反政府、反帝国主义的浪潮感到恐慌。它担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利用这场群情激昂、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因此，美国政府不断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频频致电国务卿马歇尔，要求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施加压力，让中国政府承担起保护外国使领馆的义务，并要对任何由于中国政府保护不当而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26]。
    随着三大战役的相继展开，美国开始考虑从中国大陆脱身的问题。作为毗邻大陆的外围地区，台湾和香港的战略地位愈加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进入1949年，美国政府开始探讨两个有关香港的问题：（1）美国在武装保卫香港问题上的可行性方案；（2）如何防止香港成为向中国共产党控制地区提供重要战略物资的基地和港口。
    自1948年末，英国当局开始考虑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对香港的态度问题。由于无法把握香港的前途，英国急于在国际上寻求美国政府和英联邦其它国家政府的支持。1949年5月，英国向美国和英联邦其它国家作出这样的试探。
    面对英国的请求和日益迫近的香港防卫问题，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等有关部门就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进行可行性论证。1949年7月2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了题为“中国共产党人进攻华南外国殖民地的可能性推断”的NSC55号文件。在文件中，参谋长联席会议代表美国军方提出了立场和看法：（1）向中国共产党人让出香港和澳门将大大削弱包括英国在内的两个西欧殖民大国的声望；（2）这两个殖民地都缺少天然防卫屏障，易于遭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四野第15兵团优势兵力的进攻；（3）只有在中国内陆建立军事据点，才能满足香港和澳门防御的实际需要，而守卫这样的军事据点需要将大批的武装力量运进中国；（4）从长远观点看，保持香港和澳门的分离状态，使其掌握在友好政府手中，是一件有利的事情，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反对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军事扩张计划的起始点；（5）从上述观点出发，美国动用武装力量保卫香港和澳门是不明智的，除非愿意去冒全面卷入中国甚至全球战争的风险。为了提供多项方案供美国最高决策当局选择，参谋长联席会议将美国陆军部作出的一份研究报告作为“附件A”一起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这个附件的结论部分，陆军部列出美国对付中国共产党进攻香港地区的7项可能措施：（1）如果英国请求，同英国联合保卫香港；（2）对中国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对香港提供武装保护；（3）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使中国共产党军队停止军事行动；（4）对英国施加压力，让它要么抵抗到底，要么尽可能体面地撤出；（5）与英国领导人一道探讨能否将中国共产党进攻香港作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提交联合国讨论；（6）如果可能的话，依据北大西洋公约采取行动；（7）继续保持消极的观望态度[27]。NSC55号文件只是美国对未来行动的预测，并未规定美国的确定行动。为此，美国政府各部门对它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从美国全球战略布署和香港实际防御情况方面考虑，美国军方认为武装介入香港防卫是不明智的选择。美国国务院考虑更多的是巩固美英战略同盟，因此主张美国应对英国的请求作出表示，至少要在舆论上支持英国。1948年8月12日，艾奇逊在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时指出：香港受到进攻会明显影响美国和英国的利益，同时违背联合国宪章原则。这一敏感问题美国已同英国有关官方人士协商，虽美国方面明确的支持尚未确定，但任何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下，美国都会尽全力承担由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义务[28]。
    其实，尽管美国军方和国务院之间存在着小小的分歧，但美国在香港防卫问题上采取行动的最高标准已基本明确，即拒绝单方面派武装部队增援香港。美国最高决策集团之所以迟迟不将这一标准明确规定下来，是想利用香港防卫问题延缓或阻止英国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杜鲁门曾明确表示说：如果英国政府承认新中国，美国政府将不会在香港受到攻击时向英国提供军事援助[29]。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天，英国决定不再等待，准备正式承认这个新政权[30]。美国政府得知这个消息后不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在第47次会议上正式决定：“美国将不支持英国在军事上防守香港。”[31]这表示了美国政府对英国承认新中国决定的一种报复和惩罚。
    美国对香港的关注，除有关军事防卫问题外，另一方面就是如何防止香港成为向中国解放区提供重要战略物资的基地和港口。
    1949年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了NSC41号文件。这是一份有关与中国贸易政策的文件，探讨了美国对华实行经济遏制问题[32]。香港在中国解放区涉外贸易中的作用令美国担心。1949年3月，美国驻华商务代办欣克尔在一封致国务院的信中警告说：“他相信中国北方当局正在寻求利用香港作为他们与日本进行贸易的唯一基地。”[33]4月1日，国务卿艾奇逊明确表示：“国务院现在必须考虑香港向共产党控制地区供应石油产品问题，德士古石油公司香港分公司已向中国北方地区运送了3万桶煤油和汽车用汽油。”4月7日，美国国务院石油事务部召开了有德士古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等大石油公司代表参加的会议，重申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和北朝鲜严格限制出售石油产品的态度和政策[34]。
    美国要对华实行经济遏制政策，需要英国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合作。在香港问题上，更需要英国的合作。1949年7月26日，美国驻天津总领事史密斯在一封致国务院的电报中称：“对华贸易限制必须与英国和其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配合，以防止美国的公司将市场丢给外国竞争者。（举例来说，共产党人当前就可以在香港自由地购买石油产品，在比利时购买锅炉管材等）”[35]8月9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麦克康瑙希也向美国政府强调：“广州失守后，要特别注意要求美国加紧对香港的出口限制。”[36]
    1949年6月开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了NSC48号系列文件，重新阐述美国关于亚洲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承认美国在亚洲遏制苏联方面，需要在远东拥有殖民地的欧洲强国的协助[37]。在香港问题上，美国继续对英国施加有效的影响。
    香港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在其被英国殖民当局霸占期间，特别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出于自身的利益要求，对香港问题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关注”。从罗斯福许诺敦促英国政府归还香港，到杜鲁门帮助英国在香港接受日军投降，再到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对新中国成立前后香港防范措施的研究，美国在有关香港问题的几次转折关头，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充分体现了香港在美国亚洲和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美国已不简单地把香港看作是英国的一块殖民地，而是把香港看成自己实现全球及亚洲战略的一个关键环节，看成对华进行全面遏制与封锁的最前哨阵地。这种战略取向成为新中国建立后美国对香港政策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