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已有多年，对冷战结束原因的探讨也当提上议事日程。笔者认为，战后持续四十多年，被某些西方学者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东西方冷战于90年代初宣告结束（注：关于冷战结束的时间，请参阅拙文《冷战结束时间辨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 ），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苏美两国政府在各种压力下的政策转向，又有世界和平、民主运动的推动，甚至也不乏作为冷战产物的美苏两国令人生畏的庞大核武库的反作用。其中，当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取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
    1985年3月，苏联在两年多时间里连丧三主之后， 由领导集团中“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出台主政。戈尔巴乔夫上台之际，苏联正处于内外交困的窘境。在国内，已实行了六十多年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苏联经济困难重重，发展速度不断下降。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市场供应紧张、商品短缺，人民生活日趋困难。这种情况使苏联在国际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大有丧失超级大国地位，沦为二流强国的危险。
    国际上，70年代苏联利用美国战略收缩之机四处扩张，虽连连得手，但也背上了不少包袱。80年代初，美国调整了对外战略，重新对苏实行强硬政策，力图把苏联从70年代夺得的阵地上“推回去”。同时大力扩充军备，企图凭借美国的经济技术优势，通过军备竞赛拖垮苏联。里根表示，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在军备竞赛中保持领先地位”，认为“俄国人永远不会赢得军备竞赛，因为我们可以在开支上永远超过他们”，同时，“我们有能力永远保持技术上的优势”（注：《里根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235页。）。为此，里根政府甚至制订了需耗资上万亿美元的“星球大战”计划，把美苏军备竞赛引向太空。面对美国的进逼，苏联强硬对抗，在军备竞赛方面，大力加强和更新核攻击力量，并进行太空武器的研制。苏联的综合国力远不如美国，其国民总产值只及美国的一半左右，且经济发展每况愈下，和美国进行这种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使十分虚弱的苏联经济更是雪上加霜，不堪重负。
    戈尔巴乔夫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上台执政的。他作为苏联新一代领导人，较少传统思想的束缚，比其前任对苏联的处境有更为清醒的认识。1985年4月23日，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举行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所作的报告中，分析了苏联在国内外面临的严峻局势，认为“国家正处于危机前的状况”，“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和改造”，提出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主义革新方针。5月17日， 戈尔巴乔夫在列宁格勒视察时，在斯莫尔尼学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苏联经济状况是美国的技术进展之所以威胁到战略均势的根本原因。苏联必须进行改革，以加速经济发展。1986年2月25日，苏共召开第27次代表大会， 审议和确认了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把它作为本世纪指导苏联各项工作的总战略方针。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报告中强调：“加快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不论是近期的和远期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对内的和对外的问题的关键。”
    要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改变国内的困境，实现苏共二十七大提出的到2000年使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增长1倍，劳动生产率提高1.3～1.5 倍，国民收入的年增长速度提高到5%，人均实际收入增加60%～80 %的战略任务，就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二十七大强调苏联外交的战略任务是为国内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为此，戈尔巴乔夫改变了其几位前任与美国强硬对抗的做法，开始推行缓和战略。戈尔巴乔夫在各种场合多次表示要改善苏美关系，不断向美国和西欧发起和平攻势，单方面暂停核试验，提出一个又一个裁军建议。美国此时认为，经过前一阶段争夺，美国已重新处于战略优势，加之国内外反核和平运动的压力，也想通过谈判迫使苏联收缩。于是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限制军备和热点地区等问题进行广泛会谈。苏美关系由对抗开始走向缓和。因此，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加速发展的战略使苏美关系走上缓和之路。
    二
    戈尔巴乔夫在提出和实施加速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其外交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提出了对外政策“新思维”。
    1985年11月，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里根在日内瓦举行最高级会晤时首次提出了“新思维”一词。翌年1月15日， 戈尔巴乔夫在一项关于销毁核武器的声明中阐述了这一概念，说“新思维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哲学”。之后他多次阐述了这一概念，特别是在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中，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使之成为指导苏联内外政策的依据。
    戈尔巴乔夫认为，当今世界战争已不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最后手段。在核时代，无论是核战争还是大国间的常规战争都不存在“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将导致地球上一切生命的灭亡，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一旦爆发战争，一切生灵都将从地球上消失”（注：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页。）。同时， 当代世界已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世界170多个独立国家， 各有各的利益，但同时也面临一系列全球性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指靠几个大国，而是需要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两个不同社会政治体系应当长期和平共处。和平共处应成为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和普遍的国际新秩序。戈尔巴乔夫特别强调，“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注：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 页。）。
    根据这些思想，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对外政策的原则：确立全人类价值观，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必须从对抗走向合作，由斗争转向为实现和平、改善生活等“人的普遍价值”方面的合作；对东欧实行不干涉政策，对西欧争取建立“全欧洲大厦”；继续与美国就裁军、削减核武器、限制地区冲突等问题进行谈判，争取达成协议；和中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加强彼此合作；争取阿富汗、柬埔寨、安哥拉、尼加拉瓜等问题的政治解决（注：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5页。）。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为苏联的缓和战略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在此之前，缓和战略的理论依据是“加速发展战略”。“新思维”与“加速发展战略”不同。前者认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以全人类利益为出发点，后者只是从苏联一国的发展考虑；前者着眼于世界的全面、长期的缓和和稳定，后者着眼于21世纪的争夺。“新思维”与“加速发展战略”相比，可谓发生了一个思想的飞跃。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新思维”为东西方关系的全面缓和与冷战的结束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