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变作为一个概念，具有除战略以外的另几层涵意。演变可以是目标，即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政治、社会体制发生根本变化，变为非共产党执政的、非社会主义的国家。就此而言，它同激变战略是一致的，差别只在于这一目标实现的方式。由于演变一语往往在着重于变化方式的意义上被使用，它有时还被用来表述美国关于苏联对外政策或苏东内部关系的目标。〔8〕它还可以指美国促进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治、 社会体制变化的过程，这实际上是美国对苏东变化进程不断作出反应的过程，包含对这些变化的认识和再认识以及相应的政策制订、实施和调整。此外，演变还指美国的政策，即实施演变战略的具体方法和手段，它们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条件下会有所不同。但是，它们大都具有一个共同性质：在人员、文化和经济交流的框架内，建立和发展从外界涌入苏联、东欧社会的各种合法渠道，通过这些渠道自动地或人为地施加思想文化和其他方面的影响，以便引发或增强苏联、东欧各国政府或民众仿照西方模式修改本国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意愿。最后，演变还可以指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和东欧各国社会逐渐宽松和多样化的客观进程。有如西方学者研究演变的主要著作之一所示，它既在动词的意义上被用来概括西方的政策，又在形容词的意义上被用来描述多年来一直在苏联、东欧发生的事态。〔9〕这一用法的演变并非同作为美国目标的演变完全合拍， 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缓和或解决了苏联、东欧社会的一些重大矛盾，因而多少巩固了那里的基本制度和政权。另一方面，它也并非同美国的目标完全相左，因为控制的松驰、社会的多样化和同西方世界的交流等等毕竟带来了国家性质逐渐最终根本改变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效果的两重性就在这里。
    历史事实表明，只是在苏联、东欧开始渐变之后两年，美国政府才逐渐形成促进演变的目标和战略，而有关政策的形成更待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10〕同年的波兰事件导致美国开始积极地对波兰实施这一政策。其后，随匈牙利事件的结束，这一政策在对苏联、东欧关系中逐渐得到更广泛的贯彻。整个60年代期间，它变得越益具体，其实施方式越益多样化，实施范围也越益扩大。〔11〕不仅如此，在美国的影响下，西德政府于60年代后期着手推行以演变为主要目标之一的“东方政策”，这同法国政府和梵蒂冈教廷的类似动向一起，使实行演变政策成了西方世界的国际现象。〔12〕
    演变战略要成为可以操作的，或者说演变政策要能够得以贯彻，美、苏关系就必须处于一种至少是局部缓和的状态。如果美、苏两国处于全面敌对状态，除形式上保持外交关系外没有人员、文化和经济的交往，美国就无从施加旨在促进演变的影响力。苏联在这种状态中，也不会允许美国影响渗入本国及东欧国家。从冷战形成到斯大林去世的数年里，情况就是如此。即使在局部缓和时期，只要尚未建立起官方外交以外的合法交往渠道，或者这些渠道由于双边关系中尚存的敌对因素过多而严重不畅，那么演变政策也难以贯彻。1955年四国政府首脑日内瓦会议虽然造就了苏联和西方之间的局部缓和气氛，但在相当长时期内使美国政府苦恼的是，“谋求苏联人同意广泛地增加接触--包括思想、信息、新闻的比较自由的交流以及比较自由的旅行和文化交流--的努力没有成功”。〔13〕另外，美、苏关系的缓和或局部缓和曾不止一次地被美、苏关系的重新紧张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正常交往的急剧减少也会使得美国难以贯彻演变政策。苏联镇压匈牙利造反后就出现过这种局面。不过，大致从1955年开始，美国和苏联及其东欧盟国从未退回到先前那种彼此隔绝的状态，人员、文化和经济交流不仅越来越多，而且它们受损于美、苏关系重新紧张的程度渐趋减少。这是演变战略自问世后从未被束之高阁的一个重要原因。
    缓和为演变的实施提供了一个条件，但不能说缓和政策是出自实行演变的需要。美国对苏联--东欧集团的政策大致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关于其对外行为的政策，二是关于其国内事态的政策。前一方面主要涉及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近期和中期目标，涉及它所面临的比较紧迫，往往是危机性的局势，而后一方面则主要涉及它的长期目标。因此在次序安排上，美国政府一般把前一方面置于优先地位，不会按照演变的需要来确定它关于苏联对外行为的政策。〔14〕如果把减少美、苏战争风险的考虑估计在决定缓和的因素之内，并且注意到美国曾不止一次地用多少可削弱它对苏东内部变化影响力的经济、文化制裁（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是最明显的例子）来报复苏联在世界政治中的“越规行为”，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因此可以说，演变政策的广泛实施是美、苏关系和世界政治变化的一个副产品。但是，一旦缓和格局出现并趋于相对稳定，由于美、苏关系中不存在被美国视为危害其重大利益的局势，或者这类局势不具有全局意义或危机性质，美国自然会更多地关心如何影响苏联、东欧国内事态，演变政策的地位便会上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演变政策的实施是缓和时期美国对苏联、东欧交往的正常内容。作为战略和政策，演变就是在缓和条件下，通过广泛的正常交往，自动地或人为地施加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影响。苏联、东欧国家除非具有较健全的机体和调控能力，或者宁愿放弃缓和，承受全面对抗所造成的非常巨大和后果深远的代价，否则就无法有效地阻止演变战略达到目的。
    1953年以后，无论激变战略或演变战略，归根结底都是美国对苏联、东欧内部变化的反应。这些变化几乎无一不可借助于一个总的概念--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来加以考察。苏联及其东欧盟国自斯大林去世后的内政史，可以说大体上是以改革、改革失控和改革停止这三类事态为内容的历史，而相应于这三类事态的，是有序变化、动荡和停滞这三类形势。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同美国的战略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从苏联、东欧的历史和美国的有关政策史中可以看到：（1 ）改革的出现导致了演变战略的问世；（2 ）改革的有序进行多少加强了演变战略的可行性；（3）改革的失控使激变战略有所抬头， 甚至可能暂时取代演变战略；（4）控制的恢复使演变战略重新占据支配地位；（5）改革的停止不会改变这一支配地位，除非在停滞时期发生由于社会矛盾的积聚和激化而造成的严重动荡。
    当然，历史的实际情况比上面的综合说明复杂。在本文着重考察的时期里，这种复杂性特别表现在从苏共二十大到匈牙利事件结束的近一年里。当时，苏联、东欧局势的特点是这样两种事态并存：一是有序的改革，主要表现在苏联和哥穆尔卡当政前后的波兰，二是与改革失控相伴的动荡和变乱，主要表现在匈牙利。前一种事态是同美国的演变期望大致吻合的，而后一种事态同美国激变战略所要求的理想条件相符。因此，当时苏联、东欧内部变化形态的两重性决定了美国反应的两重性：一方面有演变政策的形成及其在波兰问题上开始的自觉和系统化的实施，另一方面有加剧动荡，特别是匈牙利的动荡的激变努力。〔15〕演变战略与激变战略的双管齐下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在80年代的再度出现成功地促进了苏联、东欧内部秩序的瓦解。此外，复杂性还在于匈牙利问题上的激变努力较多地出于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些执行部门（主要是历来执行激变战略的宣传、特工系统），而政府最高层在变乱发生后则表现得非常审慎和犹豫，甚至近乎无所作为。准确地说，这应当算作美国当时对苏东内部变化的第三种反应，其原因除匈牙利形势一度扑朔迷离和结局难以确定外，主要在于美国决策者担心对危机施加的过度压力会导致苏联的大规模镇压，甚至情不自禁地在绝望之中发动对西方的战争。〔16〕事实上，美国对1953年东德骚乱和对80年代波兰局势的反应也表现了类似的顾忌。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推论：激变战略在东欧的实施以不引发苏联大规模动武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