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演变战略的效果，即确定它在促进苏联、东欧国家朝美国目标要求的方向逐渐变化上面起了什么具体作用，是美国政府在实施这一战略时经常面对的一个复杂的问题，也是任何观察者难以确切回答的一个问题。困难在于在1953年以后苏联、东欧的内部变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西方的作用力只是其中一种因素，而演变战略的实施又只是西方作用力的一部分，它们各自的效应大小很难分辨。而且，即使在没有演变战略的情况下，苏联、东欧也确曾发生过趋于比较宽松、比较多样化的变化，即斯大林去世后近三年内的变化。作为西方作用力的一个成份，演变战略的效果主要取决于苏联、东欧的内部状况和东西方关系状况。大致而言，它取决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局是否比较稳定，经济状况是否比较正常，国家和社会是否处在明显的改革之中，东西方关系是否相对缓和。在政局比较稳定、经济状况比较正常、改革停滞或进展不明显，或东西方关系比较紧张的时期，演变战略的效果一般较小。其原因在于，在这样的时期里，或者社会从下至上对现状的不满和对其合法性的怀疑程度较小，或者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较严密，或者西方影响进入苏联、东欧的机会受到较大限制。当然，某个时期可能兼有上述所有几种形势特点，也可以只具有其中一部分特点。如果一个时期兼有与之相反的所有形势特点，例如苏联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演变战略就具有得以奏效的最佳条件，尽管它仍然只是在促进苏联、东欧内部变化方面并非最重要的一个因素。〔17〕
    无论如何，演变战略的效果是渐进的、长期性的。1978年，在美国众议院的一次对东欧政策听证会上，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卢尔斯解释说：美国一直在“通过更广泛的贸易和经济联系，通过文化和教育交流，通过更多的人员和思想流通”来同东欧各国政府和人民发展关系，而“这些努力短期内不会产生可衡量的结果”；但是，事实表明“今天的东欧总的来说已是个比20年前或甚至10年前更容易进入、更开放的地区”，如果没有这些努力它就不会在有关“人道主义的问题”上有那么大的进步。另一位政府官员在1964年比较具体地说明了同一个问题。他说，美、苏贸易将对苏联产生一种长期的影响。
    “西方的国际行为标准，遵守关于仲裁、保护工业资产和版权以及限制随意从事破坏性贸易做法的规则……当然，经济交往中行为的规范化并不意味政治思想和政治目标的转向……但是，难道没有理由相信，朝着较正常交往采取的一个小步骤日积月累会具有一种积累性的、减弱苏联政策锋芒的影响？”〔18〕
    因此，演变战略要求其实行者有信心和耐心。信心的依据从根本上说，是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繁荣和政治民主制相对稳定，是形成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东欧内部体制具有多种不适应现代化进程的严重弊病。这两者的区别并非象在西方被非历史地绝对化了的那样，是两大社会制度之间所谓天然的优劣之别，但它毕竟造成了西方的某种吸引力，造成了促使苏联、东欧变化的一部分压力。缺乏耐心被美国研究战后苏东与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学者罗伯特·贝尔纳斯称为对实行演变来说最危险的事情，因为这将使这一“成果似乎来得缓慢并且平淡无奇”的政策得不到国内支持。〔19〕艾森豪威尔本人就曾对他自己确定的优待波兰的政策感到不耐烦，原因是哥穆尔卡在得到美国经济援助后不久表现出向苏联靠拢的倾向，并且着手收缩国内的政治改革。〔20〕
    演变战略的效果问题还涉及西方影响之施加方式的两重性。影响可以是人为的（或者说蓄意的），即来自为了特定目的的特定行动。演变作为战略和政策，就是要有目的地施加西方影响，不管其媒介是外交或经济交往，还是人员、信息或文化交流。但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在接触中自动地（非蓄意地）施加的西方影响及其自动效果。在争取人的和平竞争中，带有严重弊病和种种落后之处的苏联、东欧，在战后相对繁荣和比较自由的西方面前，处于不利地位。两相比较，具有最直接意义的是一般公众生活水平的显著差距，尽管这差距有种种历史原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方的面貌本身，就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政府的最大压力和最大挑战，就是促使苏联、东欧社会演变的最有力因素。造就一种环境，使苏联、东欧各界人士越来越多地接触西方，并且以西方的面貌为楷模来简单化地评判本国社会，是演变战略的一项主要功能。牛津大学欧洲史教授泽曼在东欧剧变之际写道：
    “东欧的变化有其深刻的当地原因。就来自外界的压力而言，对东欧造成最深刻影响的与其说是任何一项针对东欧的政治、经济或军事主动行动，不如说是西欧榜样的存在本身。1988年11月7 日，布尔什维克革命71周年之际，维也纳市中心交通堵塞，因为匈牙利人在他们的这个公共假日乘大客车和捷克制造或东德制造的小汽车蜂拥而来，以便购物。紧挨着一个不同世界的存在，等于是对东欧共产党制度的挑战。繁荣社会的实力……打动了东欧人民。”〔21〕
    因此，在当代条件下，社会主义事业生存和发展的切实希望，在于坚持通过有序的改革来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使之既适合本国的具体国情，又适合时代的进步要求，造就能使广大民众认同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那种生活水平和政治、文化环境。这也许是研究前述所有问题所能得到的最大教益。
    注释：
    〔1〕本文着重论析50和60年代的有关事态。
    〔2 〕关于斯大林去世后头一两年内苏联和部分东欧国家的改革，较好的综述和分析可见列昂哈德：《斯大林之后的克里姆林宫》（Wolfgang Leonhard,The Kremlin since Stalin），纽约1962 年版，第 3 章； 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统一和冲突》（ Zbigniew Brzezinski,The Soviet Bloc:Unity and Conflict），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67年版，第8章； 又见奈特：《贝利亚--斯大林的头号助手》（Amy Knight,Beria:Stalin's First Lieutenant），普林斯顿1993年版，第9章。
    〔3〕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U.S.Department of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年第5卷，华盛顿1976年版，第43、50-51页。对于已不被当作苏联卫星国的南斯拉夫，美国政府在1949年早些时候也将促其国内体制发生根本变化确定为“根本的长期目标”。见时殷弘：“是提供援助，还是袖手旁观--论美国援助南斯拉夫的开端”，《美国研究》1992年第3期，第71- 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