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的复兴是战后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中东所有国家都被卷入这股潮流之中，土耳其也不例外。土耳其的宗教复兴尤其引人注目，这是因为它是一个世俗化国家，曾推行过广泛的世俗化改革，且自1923年共和国建立以来政府一直在极力倡导世俗化的民族主义教育。因此，研究土耳其的宗教复兴，对于认识整个中东乃至全世界的宗教复兴现象具有典型意义。本文的目的是从土耳其历史过程中考察土耳其的伊斯兰教的发展变化，以发现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复兴，并分析这种变化的原因。
    一
    为了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和认识当代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复兴现象，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土耳其的世俗化发展过程进行概括。
    奥斯曼土耳其人曾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伊斯兰教大帝国，随着一系列战争的胜利，帝国的历史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帝国的素丹是伊斯兰教的哈里发，帝国的历史和伊斯兰教是不可分割的。18世纪，帝国的军队在与欧洲列强的一系列战争中遭到失败，奥斯曼人才认识到欧洲人已经发展了优越的技术并将其成功地运用于战争之中，才感到了进行改革的必要。而这种改革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帝国传统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伊斯兰教。整个18世纪，奥斯曼的政治家们一直试图在不改变整个社会制度的情况下引进西方的某些技术，而且技术的引进只限于军事领域。这些变化并没有给整个社会和国家结构带来很大影响（注：Niz-ayi Berkes,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ism in Turkey,Montreal:M-cGill University Press,1964,P508.）。
    19世纪，改革在更大范围内展开，超出了军事领域，例如谢里姆三世的“新秩序”改革、1839-1876年的“坦齐马特”运动以及1876年第一部帝国宪法的产生等。这些改革虽然大多失败了，但它却对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且对土耳其的历史产生了持久的文化影响。从此，围绕土耳其帝国的改革产生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倾向，一种倾向主张复兴伊斯兰教以达到帝国的中兴；另一种倾向主张宗教价值与现世生活分离并减少宗教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注：Mehmet Yasar Ge-yikdagi,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The Role of Islam,New York:Preager,1984,P2.）。随着帝国改革的日益进展，这两种倾向的斗争也日益激烈。结果，帝国后期的改革并没有使帝国变成一个世俗化的国家，而在帝国的政治、法律和教育领域产生了双文化现象。例如，宗教学校和世俗学校并存，两类学校有时讲授同一个领域的问题，只是立场不同而已。
    阿布杜勒·哈米德素丹（1876-1909年在位）是一位热衷于独裁统治的暴君，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设立了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但这一时期各种宣传欧洲思想的报纸和杂志还是在土耳其广泛流传。进步知识分子或者在土耳其秘密印刷这些报刊，或者在欧洲印刷后偷运进土耳其。哈米德时期，帝国的欧洲领土不断丧失，基督教臣民日益减少，穆斯林各民族成为帝国臣民的绝大多数，哈米德素丹便提倡泛伊斯兰主义的政策，试图以伊斯兰教纽带将各族穆斯林臣民联结起来，以反对欧洲列强企图以帝国境内的各种民族主义来分裂帝国的阴谋。这在当时被看成是一种可行的思想。
    1909年，哈米德被恩威尔、杰马尔、塔拉特领导的进步与统一协会推翻，三巨头成为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其中恩威尔是一个泛土耳其主义者。青年土耳其时期阿拉伯民族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注：参见彭树智《二十世纪中东史》第一章第三节，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尽管三巨头急于进行一些改革，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却使他们无暇顾及此事。然而，凯末尔进行的许多改革在这一时期就已经被考虑了，例如取消伊斯兰教法庭而代之以世俗法庭、实行一夫一妻制、允许妇女进入医校和艺术学校、允许出版有关妇女解放的书籍、建立世俗学校等（注：Mehmet Yasar Geyikdagi,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The Ro-le of Islam,New York:Preager,1984,P3.）。
    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使三巨头辞职，也使帝国失去了非土耳其人居住的地区，而且土耳其本土的大部分也被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希腊人的军队占领着。1919年开始的由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将外国侵略者赶出了土耳其本土，使土耳其大致获得了今日的边界。战争中阿拉伯人站在英国人一边和土耳其作战并最终导致阿拉伯地区从帝国中分离出去。另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土耳其人中点燃了民族主义的热情。这一切都为凯末尔主义的产生和土耳其建立世俗化的共和国创造了条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凯末尔政教分离的世俗化改革没有遇到多大的抵抗便取得了成功，且赢得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
    凯末尔首先废除了素丹和哈里发，接着又对司法、教育与宗教的分离采取坚决措施：宗教与教产事务部被撤销，独立的宗教学校被封闭，沙里阿法和宗教法庭被废除，而代之以一系列以西方法典为蓝本的新法和世俗法院；妇女的地位也因多妻制和休妻制的被废除而得以提高；以欧式服饰代替土耳其民族服饰的改革是世俗化改革由政治领域向民众的日常生活领域推进的有力措施；文字改革和对土耳其人自身历史的挖掘则促进了土耳其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注：参见彭树智《二十世纪中东史》第三章第一节，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1928年凯末尔从宪法中删去了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条文。所有这些措施都使土耳其迅速地与过去的传统发生分离，朝着世俗化的方向迈进。1937年修改后的土耳其宪法第二条写道：“土耳其国家是共和的、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的、世俗的和改革主义的。”（注：Mehmet Yasar Geyikdagi,Politi-calParties in Turkey:The Role of Islam,New York:Preager,1984,P66.）这正是凯末尔主义的体现。
    许多人认为1938年凯末尔去世时，土耳其已经全面世俗化，伊斯兰教已经被严格地限制在人民的私人生活范围内。但事实上，虽然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西化的，而广大民众还是倾向于传统价值。凯末尔以独裁的方式推行改革，也使人们对世俗化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