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土耳其的宗教复兴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原因。土耳其有数百年的伊斯兰传统，土耳其民族主义产生之前，土耳其人很难将自己和一般的穆斯林区别开来，他们认为自己是穆斯林的同时却很少有土耳其人的民族意识。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领土和阿拉伯人居住地区的不断丧失，才产生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这种意识的不断发展和西方影响的不断深入，导致了土耳其的世俗化过程。凯末尔改革虽然从制度层面解决了世俗化问题，但伊斯兰教作为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传统，却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变。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在大城市取得了成功，却很少触及到广大农村和中小城镇，而农村的穆斯林具有强烈的伊斯兰教价值观和保守倾向，他们对世俗化抱着麻木不仁的态度。凯末尔改革的这种表面性为日后的伊斯兰教复兴埋下了伏笔。另外，凯末尔以独裁方式推行世俗化，也使人们对严格的世俗化政策心存不满。
    1946年土耳其从一党制转变到多党民主制，虽然这仍然是一种西化的改变，却打开了宗教复兴的藩篱，为宗教复兴创造了宽松的环境。1946年选举中对世俗化和共和人民党一党独裁的不满已经表现出来，于是共和人民党便适度放宽了宗教政策。尽管土耳其宪法规定不得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利用和滥用宗教以及宗教认为神圣的事物，但以后的每一次选举中，许多政党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了宗教。它们为了赢得选票，纷纷迎合群众的伊斯兰情绪。这反过来又促进了伊斯兰教复兴的更大发展，各宗教组织乘机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扩展宗教势力，并最终导致伊斯兰教价值观得到官方认同。
    土耳其正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以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为特征，引起了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转移和手工业者、小商人的纷纷破产。涌进城市的农村人口处在城市的最下层，他们居住在贫民区，经常面临着失业的威胁，这种状况和他们进入城市前的满怀希望极不符合。另一方面，他们又保留着浓厚的伊斯兰教价值观，将伊斯兰教作为他们表达政治和经济要求的工具成为自然而然的事。“现代土耳其的伊斯兰教是新的城市群体政治要求的载体，在别的环境中这种载体或许是别的东西”（注：M·E·Yapp,Contemporary Islamic Revivalism,Asian Affairs,vol.Ⅺ，Part Ⅱ，June 1980,P178.）。
    随着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手工业者和小商人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每次经济形势的恶化都导致他们纷纷破产，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于是他们将目光转向伊斯兰教，一方面将宗教当成他们的精神慰藉，另一方面把宗教当成他们的斗争武器。“一旦现状被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所破坏，宗教作为下降中的阶层寻求更公正的社会秩序的激进意识便有了动力特征”（注：Dogu Ergil,Seculariza-tion as a Class Conflict:The Turkish Example,Asian Affairs,vol.62,Part 1,February,1975,P69.）。
    土耳其被西方誉为世俗化、现代化的样板，但凯末尔主义指导下的土耳其现代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战后以来，土耳其社会多次遭受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困扰，引起了众多的社会问题，诸如两极分化的加剧、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盛行、社会腐败日盛、犯罪率增加等。1994年土耳其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国民生产总值下降4%，这一年失业人数达到60万人。贫富分化和贫富悬殊现象更为严重，1987年土耳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750万人，1994年上升到1000万人（注：陈德成《土耳其繁荣党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初探》，《西亚非洲》1996年第4期。）。面对这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开始思考西化的道路是否适合土耳其、现代化是否一定要牺牲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能否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诸如此类的问题。这种思考无疑是对凯末尔主义的挑战。随之，土耳其从上到下开始认同伊斯兰教价值观，军队和政府的上层人物也不断强调伊斯兰教是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孕育产生了土耳其的伊斯兰民族主义。繁荣党的纲领是土耳其伊斯兰民族主义形成的标志（注：陈德成《土耳其繁荣党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初探》，《西亚非洲》1996年第4期。）。
    国际环境和外交政策的变化是土耳其伊斯兰教复兴的重要原因之一。战后尤其是70年代以来，伊斯兰运动在伊斯兰世界持续发展，土耳其作为一个具有深厚伊斯兰教传统的国家，不可能不受影响。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土耳其人的宗教意识明显增加，东部的埃及祖鲁姆的书店里曾大量出售霍梅尼的著作。1987年，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城市的女大学生为争取戴头巾进入课堂而游行示威时，得到了伊朗议会的声援，土耳其政府指责伊朗干涉土耳其内政，两国因此产生外交矛盾。每当中东、中亚、巴尔干地区发生与穆斯林有关的事件时，土耳其就发生示威游行，表示声援或抗议。
    历史上，伊斯兰教一直是反对外来威胁的集合点，100多年前，广大穆斯林就以伊斯兰教作为反对西方侵略和西方观念渗入的武器。战后土耳其执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但许多土耳其人认为，西方人一次又一次地抛弃土耳其，在北约组织中，土耳其被当作仆人一样看待，欧洲共同体甚至不能遵守双方签署的财政议定书。因此要求土耳其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同阿拉伯国家建立密切关系的呼声日益高涨。1964年美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向土耳其施加压力，导致了土耳其国内反美情绪的增长和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重大变化，此后土耳其政府开始注重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70年代海湾国家的石油斗争更使土耳其感到发展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要性。80年代，土耳其开始在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中发挥重要作用。1984年埃夫伦总统在卡撒布兰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上强调，土耳其深深地根植于与本地区的伊斯兰教人民的历史联系之中，应促进所有的穆斯林国家的联合；他还强调了土耳其对巴勒斯坦自治的支持，认为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局势紧张的根源（注：Jeremy Sult,Nationalism and the Rise of Muslim Sent-iment in Turkey,Middle East Studies,vol.31,number 1,January,1995,P18.）。埃夫伦总统和厄扎尔总理都认为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是土耳其和西方关系的补充。厄扎尔曾说，自他的政府执政以来，许多国家因为土耳其在伊斯兰国家的领导地位而看重土耳其（注：Jeremy Sult,Nationalism and the Rise of Muslim Sentiment in Turkey,MiddleEast Studies,vol.31,number 1,January,1995,P18.）。80年代以来，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的高级官员频繁互访，伊斯兰发展银行和科威特基金会增加了对土耳其的援助，土耳其向阿拉伯国家的出口也逐年增加，一系列双边和多边的经济以及军事协定陆续签订。这一切都说明土耳其在外交上向伊斯兰国家的倾斜政策达到了一个新阶段。
    在外交上向伊斯兰国家的倾斜，既是土耳其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国内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在对外关系上的延伸。同时，这种外交政策又反过来成为促使国内伊斯兰情感上升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