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38年凯末尔去世后，伊斯美特·伊诺努接任总统，他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他的前任的世俗化政策。但他1946年在土耳其实行多党民主制的决定显然标志着延续至今的伊斯兰教复兴倾向的开始。共和人民党虽然赢得了1946年大选，但就是在这次竞选中群众对严格的世俗化政策的不满已经充分显示出来（注：Kemel H·Karpat,Turkey's Politics:The Transition to a Multi-party Syst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9,P273.）。在这种压力下，共和人民党顺应社会各方面的要求，允许小学开设选修性的宗教课程并在安卡拉大学设立宗教系，一些专门培养伊玛姆和哈底普的小学也因此而建立。但宗教教育仍被限制在国家的世俗原则之内。
    民主化使土耳其国内充满了自由的空气，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成为公认的民主原则，民族党和民主党便利用宗教问题攻击共和人民党。1950年民主党通过选举取得政权后，允许以阿拉伯语祈祷，并规定如果父母不愿自己的孩子在中小学接受宗教选修课的教育，必须提出书面要求。而共和人民党时期这方面的规定是这样的：如果父母愿意自己的孩子在中小学接受宗教选修课的教育，必须提出书面要求。民主党的胜利直接或间接地刺激了伊斯兰教因素在公众生活中的上升。麦赫莫德·亚沙尔在《土耳其的政党》一书中提出了许多事实证明这种变化（注：M-ehmet Yasar Geyikdagi,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The Role ofIslam,New York:Preager,1984,P78.）。其中包括宗教出版物的增加、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的增加、到麦加朝圣的土耳其人和在安卡拉大学注册学习宗教的学生人数的增长、以及以张贴形式出现的伊斯兰教律令的日益增多等。一些个人和组织则直接攻击世俗化。一个民主党的代表曾经说：“将国家的发展归因于凯末尔及其领导的革命是不正确的，必须用伊斯兰教拯救国家。”（注：Mehmet Yasar Geyikdagi,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The Role of Islam,New York:Preager,1984,P102.）
    前面提到奥斯曼帝国改革时期土耳其已经存在着世俗化和复兴伊斯兰教两种相互矛盾的倾向，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都日益变成土耳其的两种民族主义思想。1960年的军人干预政治事件加速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这种分化。军人体制允许近几年的变化继续存在，而且军政府发言人阿勒巴斯兰上校认为伊斯兰教信仰是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1965年正义党竞选的胜利更使德米雷尔总理代表的世俗民族主义者和宗教民族主义者变得泾渭分明（注：Mehmet Yasar Geyikd-agi,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The Role of Islam,New York:Pr-eager,1984,P102.），而且此后土耳其的宗教民族主义势力日益壮大。60年代末斯建立的民族秩序党不论在言论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中都是土耳其最具传统倾向的政党，1973年它改名为救国党参加大选。这时土耳其的小商人和农民与大资本家大商人之间的矛盾很尖锐，救国党便利用小商人和农民的宗教情感为自己争取选票。结果它得以参加德米雷尔组织的联合政府，之后便利用权力促进穆斯林的宗教情感的复兴。
    70年代宗教民族主义成分和穆斯林宗教情感的增长，同时伴随着左派和右派极端分子的异常活跃，再加上70年代经济形势的恶化，结果使土耳其陷入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之中，最终土耳其共和国发生了第三次军事政变。这次军事政变对土耳其的国家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穆斯林宗教情感的再度上升。当然，军队在看重伊斯兰教价值的同时，也反对宗教极端主义。1982年修改后的宪法规定宗教课程必须是学校的必修课；宪法在规定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也规定宗教教育和伦理教育必须在国家的监督下进行；任何人不得利用和滥用宗教和宗教情感以及宗教认为神圣的事物来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注：The C-onstitution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Ankara,1990.）。
    1983年祖国党大选胜利后，埃夫伦将军和厄扎尔总理都反复强调土耳其民族主义结构中的宗教价值的重要性。1983年7月埃尔巴干领导的土耳其繁荣党成立，它的前身是1980年军事政变中被取缔的救国党。自成立之日起，繁荣党就以其浓厚的宗教色彩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埃尔巴干的讲话中充满了《古兰经》和《哈底斯》中的引言。繁荣党公开反对世俗化，主张按照伊斯兰教教义治国，要求建立公正的生产和分配体制；对外政策上，主张为维护土耳其的民族利益和民族独立，联合伊斯兰教国家与美国和西方对抗（注：Menderes Ginar,'Islam ekonomi veRefah' in adil ekonomik duzeni,Birikim（1994），P21-32.）。1987年繁荣党参加大选，得票7.1%；1991年大选中它的得票率为13%，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95年12月大选中，它更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得票21.38%，取得议席158个，成为土耳其第一大党（注：陈德成《土耳其繁荣党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初探》，《西亚非洲》1996年第4期。）。1996年1月，德米雷尔总统授权埃尔巴干组织一个联合政府，但繁荣党终因与其他政党政治分歧太大而不能组成联合政府，埃尔巴干不得不交回组阁权。最后由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很快由于政见不和而垮台。繁荣党调整了自己的政策，使其具有温和色彩，结果是繁荣党组成了新政府，而政府中的许多重要职位让给了正确道路党。1997年8月，执政不到一年的埃尔巴干向总统提出辞呈，辞去总理职务。原因是与联合执政的正确道路党意见不和。
    祖国党的宗教政策和繁荣党的上台都说明伊斯兰教价值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官方的认同。而80、90年代民间的伊斯兰教复兴潮流更是广泛发展：妇女们穿着哈卡布进入课堂以表示对世俗主义的反对；宣传伊斯兰教的报纸、杂志、书籍大量地出版；许多过去受过世俗教育的知识分子也受到了伊斯兰教情感的影响。繁荣党在一系列选举中的胜利也说明了民众中伊斯兰教情感的上升。土耳其宗教理事会（管理宗教事务的官方机构）提供的统计数字，可以使我们更加具体地了解这一时期土耳其宗教复兴的情况：1979年有30种200万册宗教出版物，1982年，这一数字达到53种570万册；古兰经学校的数字从1979-1980年的2610所增加到1988-1989年的4715所；在校学生人数由1980年的68486人增加到1989年的155403人；另外神职人员、到麦加朝圣者的人数和清真寺的数量都在这一期间有大量的增加（注：这些统计数字来源于小册子TurkishRepublic:The Tresidency of Religions Affairs,Ankara,1989.）。从宗教学校毕业的学生除在清真寺任职外，还有许多人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这必然加强了政府部门的伊斯兰倾向。
    可见，土耳其虽然至今仍是一个世俗化的共和国，但自50年代以来，伊斯兰教显然处在不断的复兴之中，而且伊斯兰教的价值观逐渐得到了官方的认同，并终因90年代中期繁荣党的执政而达到高潮。同时伊斯兰民族主义作为对土耳其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思考在土耳其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