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一方面强调等级区分，宣扬等级平等；另一方面又提倡等级和睦，主张等级联合。等级和睦是罗马社会政治中由来已久的口号，并非西塞罗所发明的，〔36〕但他赋以新的意义。他认为，等级和睦基于国家对所有公民法定权利的承认，实现等级和睦使公民内部各等级和睦相处，团结一致，以免社会混乱和动荡，保证国家的稳定和安宁。他写道：“就象优美乐曲的和谐产生于适当协调各种声音一样，国家的协调一致也是通过调和各种不同的因素，把高、中、低等级如同音乐中的声音一般公正和合理地结合起来而达到的。音乐家所说的歌曲中的谐音即是国家中的和谐，它是任何一个共和国中实现永久性联合的最强和最好的联结纽带。”〔37〕西塞罗主张的等级和睦，主要是指元老和骑士等级的联合，在此基础上进而实现包括意大利人在内的罗马社会各等级的联合，亦即实现罗马奴隶主阶级内部各阶层的联合，其核心是元老和骑士联合起来，共同执掌政权。针对当时罗马社会分为以公民大会为据点的所谓民主派和以元老院为堡垒的贵族派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西塞罗主张应保持公民大会和元老院原有的权限和地位，反对打破这两大权力机构间的平衡，结成温和和协调的政府，维持贵族共和制传统结构形式。
    最后，组成西塞罗共和国政治理论的还有他的理想的国家领导者的思想理论。西塞罗对此问题的表述比较晦涩，其真实思想难以确定，致使在学者中对于国家领导者所具备的条件及其地位和作用，有着种种不同的解释。〔38〕西塞罗常把西庇阿、加图等历史人物，甚至把他自己比附为理想的国家领导者，但他所说的国家领导者有时似乎又是指幻想中的人物。至于国家领导者是单数还是复数，也是个含糊不清的问题。综合西塞罗的有关论断，一般认为，他是在共和制体系和范畴内谈论理想的国家领导者。在他看来，共和国单单实行混合政体还不足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因为混合政体也会受到破坏，失去平衡，这就需要国家领导者在思想精神方面加以正确指导，才能提供可靠的保证。他认为，在罗马混合政体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原先的政治结构形式不必根本变更，只要加以适当调整，而他所提出的补救方法除了实现等级和睦以外，便是恢复传统的道德和习俗。因此，理想的国家领导者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优良的道德和坚毅的性格，肩负着实现等级和睦的使命，复兴传统道德的任务。他们并非凭借手中的权力强迫人民服从，而应当通过自身的榜样和模范行为来引导人民。〔39〕他们既是国家的领导者，又是国家的保护者，驾驭着共和国之船，驶向祥和、富贵和康乐的福地。〔40〕
    十分明显，从西塞罗拥护贵族共和制来看，他所说的理想的国家领导者，无论是元首（priceps）或权威（auctoritas）， 绝不带有君主的色彩，把西塞罗说成是元首政治的崇拜者或思想先驱者，以为他对日益逼近的君主制现实性作出让步，都是缺乏确凿可靠的证据的。但也不能否认，西塞罗提倡等级和睦，主张复兴传统道德，在客观上适应了罗马社会发展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为元首制的确立及其实施相应的国内政策清除了思想障碍，不自觉地充当了元首政治的思想先驱者。这正是西塞罗政治思想和活动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的表现，也是他个人悲剧所在。〔41〕
    纵观西塞罗的一生，他始终坚持其政治理论和主张，目的在于恢复小西庇阿生前时代所谓的混合政体，亦即恢复罗马共和中期以元老院为权力中心的贵族共和制。不过，他稍作一番修补，即倡导等级平等以重新确立国家权力机构的权力配置关系，宣扬等级和睦来实现元老和骑士的联合，共同执掌政权，并提出理想的国家领导者的思想理论，在罗马国家制度中引入个人权威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说，他的政治思想理论并未突破城邦制思想的窠臼。
    西塞罗生活在罗马共和国危机和衰亡的时期，贵族共和制已经走到了尽头，接踵而至的则是个人军事独裁制。西塞罗怀有贵族派的政治偏见，有着浓重的保守倾向和复古思想，固守着贵族共和派的理论阵地，看不到当时罗马社会经历的剧烈变化及其发展趋势，因此，他所主张的一套政治理论难免在现实面前处处碰壁，陷于空想而最终失败。尽管如此，西塞罗的政治著作包容了希腊思想家各种政治学说，汇集了他们种种政治思想原则和观点，这些著作留传下来，经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乃至近代，对后世的政治思想理论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影响和作用。
    注释：
    〔1〕巴克尔《从亚历山大到君士坦丁》（E·Barker,From Alexander to Constantine），牛津大学出版社，1956年，第185-186页。
    〔2〕西塞罗：《论发明》，Ⅰ，2；《为塞斯提乌斯辩护》，91。
    〔3〕西塞罗：《论共和国》，Ⅰ，39。
    〔4〕西塞罗：《论义务》，Ⅰ，50；《论演说》，29-39。
    〔5〕西塞罗：《论义务》，Ⅰ，73；78。
    〔6〕〔7〕西塞罗：《论共和国》，Ⅰ，39。
    〔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Ⅲ，6，1279a23，商务印书馆， 1981年，第132页。
    〔9〕西塞罗：《论共和国》，Ⅰ，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