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以后，农奴制度在英国开始瓦解。农奴制的瓦解产生了两个直接的社会后果。首先，许多农奴摆脱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获得了人身的自由，但是，他们也失去了原先按照习俗所享有的人身保护和生活保障，他们之中除少数人能够上升为富有土地所有者之外，绝大多数人成为拥有少量劳动工具的雇农，他们依靠租种地主的土地或打临工为生，陷入生活的不稳定之中。其次，地主为增加自己的产业，开始采取更加有效的生产组织管理方式，或压低劳动工资，增加地租，加重对雇农的剥削；或肆意兼并土地，扩大地产，把公共牧地据为己有；或采用新的经营方式，把农田圈围起来放牧养羊，都直接对自由农民的劳动和生活产生威胁。这两方面的后果均直接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对抗。
    15世纪末，人口增长的迅速攀升和农业的歉收，以及随后出现的美洲白银的大量流入，均引起了生活资料费用的大幅度提高。以1301-1310年主要肉食、谷物类食品的价格编成的“生活费用”的指数为100来计算，1491-1500年的指数为127，1531-1540年增加到210，而1541-1550则到上升到287，至1551-1560年间竟高达464。（注：约翰·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从最早时期到一七五○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59-260页。）16世纪30年代以后，亨利八世等国王推行宗教改革，大量教会地产被剥夺，许多富裕地主利用土地易主的机会，恃势侵夺自由农民的土地，或加重对雇农的剥削，许多小土地所有者纷纷破产。尤为严重的是，从15世纪末开始的零星的圈地运动，在16世纪初大规模展开，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贵族地主采取强制手段大规模地把农田和公地圈围起来放牧养羊，不仅使许多自由农民失去了可以利用的公地，小土地所有者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小块园田，而且由于圈地养羊使耕地变成牧场，使用的劳动力较少，造成大量雇农失业。而大量失业雇农的存在，则造成劳动力供大于求，使得雇主得以处于极为有利的买方市场，能够竭力压低在业雇农的工资，造成在业雇农收入的减少。有关学者根据1517、1549、1605年都铎王朝政府组织的几次圈地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资料统计，从1455到1607年的150年间，24个郡共圈地516,673英亩，占其总面积的2.76%，被驱逐的家民约有30,000到50,000人。（注：陈曦文：《英国16世纪经济变革与政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1500-1600年间，谷物的价格上涨了6倍，而工资仅上升了3倍。工人与雇农的处境异常艰难，法兰西斯·培根说，他们“只是有房子的乞丐”（注：C.利斯和H.索利：《欧洲前工业社会的贫困与资本主义》（C.Lis & H.Soly,Poverty and Capitalism in Preindustrial Europe），哈费斯特出版社1982年版，第72页。）。
    16世纪以后，由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而形成的社会贫困化日益严重。根据16世纪初期的税收记录来估计，英国当时的贫困人口数目很大，约占到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注：A.L.贝耶尔：《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英国的贫困问题》（A.L.Beier,The Problem of the Poor in Tudor anld Early Stuarl England），伦敦1983年版，第4-5页。）据记载，16世纪30年代，萨福克南部的巴博夫百户区有居民2,277人，其中的1,375人不是没有土地，就是没有房子；在拥有纳税土地的902人中，620人只有一间农舍。16世纪后期，乡村中最贫困的居民占农民总数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他们一般都没有能力购买“正常”年份所必需的足够的食品。几乎任何地方，5%的社会上层总是控制着全部财富的40-50%。（注：C.利斯和H.索利：《欧洲前工业社会的贫困与资本主义》（C.Lis & H.Soly,Poverty and Capitalism in Preindust-rial Europe），哈费斯特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页。）
    三、贫民与贫民流浪及其社会问题
    在16世纪初，对社区治安和社会稳定最具威胁的是贫困人口中的流浪者，即没有固定住所的流民，他们来源于失业者、退伍的军人、失依的家臣和仆人、失去土地的农民、游民等等。（注：G.M.特里维廉：《英国社会史》（G.M.Trevelyan ,English Social History），企鹅丛书1986年重印版，第128页。）他们大都为成年男性，常常露宿街头或住在慈善收养院，以乞讨、打临工、或偷窃、甚至抢劫为生。在宗教改革之前，教会的各类慈善机构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救济，因而大城市、宗教圣地常成为他们的聚集之地。宗教改革之后，大量的教会慈善机构被取消，他们的稳定的救济来源中断了，许多流浪者为生存所迫常常不得不挺而走险。有关学者根据资料估计，在17世纪30年代以前，实际的流浪者人数在整个贫困人口中仅仅只是少数。（注：P.斯莱克：《1598-1664年英国的流浪者与流浪犯罪》（P.Slack,Vagrants and Vagrancy in En-glish,1598-1664），《经济史评论》（Econlmic History Review），第27卷第11册，1974年。）
    16世纪上半叶，在贫困人口中人数最多的是有固定住所的贫民。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随着生活条件的恶化有可能沦为流浪者，但是在法律上他们和流浪者有着严格的区别。安分守己的贫民可以获得法定的救济，流浪者不仅没有如此权利，而且常常被当作罪犯而受到惩处。流浪者一无所有，而贫民则拥有少量财产，他们常常居住在房租较低的郊区、乡村荒地和树林中，既无能力雇佣仆人，也无能力抚养许多孩子。各地的贫民数目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从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不等，其中妇女占多数。据统计，在都铎王朝后期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英国70%以上的贫民是身体健壮的失业者，即便是他们能找到工作，获得的收入也是非常的低。（注：A.L.贝耶尔：《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英国的贫困问题》（A.L.Beier,The Problem of the Poor in Tudor anld Early Stuarl England），伦敦1983年版，第5-6页。）
    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英国又一次进入了人口增长的高峰，与大鼠疫以后不同，此次人口增长高峰的到来是由于人口的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引起的。它除了引起了生活费用的上涨之外，还给社会带来了其他方面的压力。在人口增长的前期，社会面临着社会结构年轻化的问题，必需承担起抚养大量无生产能力的年轻人而带来的经济负担。在人口增长的后期，由于成年劳动力增多，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社会面临着普遍的就业问题。
    16世纪中叶，农产品的价格是世纪初的两倍。从16世纪40年代起，手工业品价格随着需求的扩大也出现了急剧的上涨。由于宗教改革以后，中央政府的行政支出大幅度增加。亨利八世以后的几位国王为解决政府的财政问题，增加货币发行量，引起货币贬值和物价的进一步上涨。16世纪90年代，农业的又一次歉收使原已极为困难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至16世纪末，农产品的价格涨至16世纪初的6倍。（注：罗杰·洛克耶：《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英国：1471-1714年》《Roger Lockyer,Tudor and Stuart Britain,1471-1714》，朗曼公司1985年版，第110页。）17世纪上半叶雇工的实际工资较16世纪初至少下降了50%以上。（注：A.L.贝耶尔：《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英国的贫困问题》（A.L.Beier,The Problem of the Poor in Tudor anld Early Stuarl Eng-land），伦敦1983年版，第7页。）许多身强体壮的贫民无以为生，成为游手好闲的流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