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城邦国家体系作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重要来源，一是为欧洲民族国家提供了独立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模式；二是为它们的联系提供了活动的舞台。1494年爆发的意大利战争，使得正在兴起的欧洲民族国家中的佼佼者法国、西班牙、奥地利等通过干涉意大利事务走到一起，而意大利城邦国家体系的独立从此不复存在，它被融入一个规模更大的欧洲性国际体系。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意大利城邦国家体系各成员国相互关系的特征，指出意大利体系覆灭的根本原因及其对欧洲国际体系的影响。
    一
    意大利城邦国家体系形成于15世纪50年代。其时，意大利的政治现实是邦国林立且相互竞争，各国的对外政策无一不是围绕着本国的政治、商业和其他利益，但它们之间已有了经常性的外交交往，互派使节已开始制度化，因而产生了一种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牵制的多边关系。一些较大的城邦国家因利益冲突频繁地结盟、战争并缔和，但它们却有一个主要的共同目标，即不允许在意大利半岛出现一个占据绝对政治优势的国家。这些城邦国家--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那不勒斯和教皇国，就这样因它们的独立地位及其相互联系而组成一个国家体系。
    威尼斯地处亚得里亚海顶端，是欧洲大陆和地中海之间贸易通道的必经之地，也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和东方穆斯林世界的交汇点。因为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威尼斯成为意大利最繁荣的城市，并拥有一支庞大的舰队。凭借这些优势，它曾建立起一个囊括地中海南北岸各主要贸易据点的海上帝国。到15世纪中叶，威尼斯的海上帝国经奥斯曼土耳其的打击而逐渐崩溃，但它的贸易和舰队在意大利城邦中仍属首屈一指。在对外政策上，威尼斯对意大利的四分五裂乐观其成，推行一种“分而治之”的政策，避免卷入永久的同盟，但同时认真对待其他城邦国家的每一次结盟和战争（注：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4页。）。另一方面，威尼斯的稳定和繁荣招致了外部的嫉妒，当它试图在意大利北部进行扩张以弥补海上损失时，它不仅成了意大利、而且成为欧洲国家的众矢之的，从而使意大利体系开始融入正在形成的欧洲体系（注：路德威格·德海奥：《不稳定的平衡》（Ludwig Dehio,The PecariousBalance），纽约1962年版，第26页。）。
    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重要的城邦国家。它不仅是意大利的文学艺术中心，而且是中世纪晚斯和近代初期一切政治理论和政治实验的策源地，因此成为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近代国家。政治学家马基雅维里以其巨大的爱国热情和坦率的政治论断，向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建言富国强兵的必要性和手段，希冀出现一个稳定、统一而强大的意大利（注：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1-125页。）。政治家们则通过实践以其高超的政治手腕统治着佛罗伦萨，同时关注着整个意大利的事务，无时无刻不准备利用提供巨额贷款、变换同盟等手段，反对威胁佛罗伦萨安全和意大利政治现状的敌人（注：加瑞特·马丁利：《文化复兴时期的外交》（Garrett Mattingly,Renaissance Diplomacy），巴尔的摩1955年版，第71、73、75页。）。
    米兰位于意大利北部的波河流域，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政治上极为不稳，其政权的变动都是通过阴谋或暴力来实现的，但每一个米兰大公都对该城邦实行着意大利最为彻底的绝对君主专制统治，全部的国家权力几乎集中在大公一人手上。米兰大公还拥有庞大的雇佣军，在外交方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应付外来威胁，米兰大公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洛德维科·摩尔曾夸下海口说，“亚历山大教皇是他的宫廷住持，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是他的雇佣兵队长，威尼斯是他的管家，法兰西国王是他的仆从，来去必须听他的命令。”（注：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39页。）
    那不勒斯地处意大利半岛南部，其统治者来自西班牙的阿拉贡王室。该家族实行着残暴的专制统治，其中一位国王被描写成“从未见过的最残暴、最恶劣、最刻毒、最卑鄙的人”（注：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35页。）。那不勒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而在意大利体系中拥有重要地位。其一，它的领土相对广阔，同时拥有较为强大的舰队，在西地中海与热那亚等争夺着海上和商业利益。其二，那不勒斯将商业和财政控制在国家手中，可以聚敛战争所需的巨额财富。与意大利其他城邦国家一样，那不勒斯的王位继承权经常出现争议，当法国与西班牙争夺这一继承权时，那不勒斯以及整个意大利就注定要卷入欧洲大国的冲突了。
    教皇国是意大利城邦国家体系中地位最为独特的一支政治力量。作为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教皇领导着欧洲的所有教会，但他还统治着罗马及其周围的一片领土，因此同时成为意大利的一个城邦国家的领主。教皇的目标并不止于此。他还试图将他的权威扩大到世俗世界，成为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君王。当西班牙人亚历山大·波几亚成为教皇后，他企图使教皇选举制变成世袭制，使教皇国成为君主国。他不时抛弃宗教义务的束缚而任意选择同盟，借助意大利的分裂并使意大利更加分裂，利用外部力量如法国的支持，甚至还有“异教徒”土耳其人的支持，来达到巩固教皇国实力的目标。因此，“教皇虽然无力统一意大利，却有足够的力量阻止别人去统一它”（注：波将金等编：《外交史》第一卷上册，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