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城邦国家体系中的上述五大政治力量之间基本上保持着大体上的均势，它们中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力量使其他势力臣服。在这五大势力之间，分布着曼图亚、费拉拉、萨伏依、摩德纳、撒路佐、热那亚和锡耶纳等城邦国家。它们领土狭小，国力孱弱，常常依附于其中一个强大的邻邦。另一方面，作为大国间的缓冲地带，它们在意大利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15世纪50年代到该世纪末，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那不勒斯和教皇国之间形成了历史学家所描述的“意大利协调体制”，即意大利主要城邦国家通过结盟、干涉战争及国际会议来维持意大利半岛的均势和政治现状。这一体制的形成是意大利主要城邦国家对半岛内忧外患作出反应的结果。整个15世纪上半叶，意大利一直处于战争之中，各城邦国家为维护本身的独立或为达到扩张目标，在打击对手方面无所不用，特别是经常借助法国等外力来实现一国私利，从而几次将意大利带向毁灭的边缘。1454年，意大利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米兰和威尼斯经国际调停缔结《洛迪和约》。为稳定意大利的政治现状并对付外来威胁，威尼斯、米兰和佛罗伦萨三国随后缔结《威尼斯条约》，决定建立“神圣同盟”，是为意大利协调体制的开始。《威尼斯条约》是一个攻守同盟协定，结盟各方相约维持各自的领土现状，一致同意通过集体军事行动反对任何侵略。条约规定，一旦发生战争或面临战争威胁，缔约国应立即进行多边磋商和集体谈判，如果缔约国之一对另一缔约国发动进攻，即被同盟开除并受所有其他缔约国的集体制裁。条约是开放性的，它欢迎其他国家加入，特别是要求教皇国和那不勒斯亦应遵守条约义务（注：加瑞·马丁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第74-76页。）。《威尼斯条约》意味着意大利体系的主要成员应尊重意大利的政治现状，有义务接受并维持体系主要成员间实力大致相当的权力分配格局（注：卡列维·霍尔斯蒂：《国际政治：一种分析框架》（K.J.Holsti,International Politics:A Framework forAnalysis），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77年版，第57、60页。）。
    从1454年神圣同盟的诞生到1494年法国入侵半岛，意大利协调体制基本上经受住了考验。在这期间，意大利半岛共发生了六次战争，两次是国家之间的战争，其余四次为内战。虽然每次战争都含有大国的利益冲突或大国干涉，但意大利主要城邦国家都没有无限制地去进行战争，而是把战争控制在一定的地区和时间范围内。那不勒斯同热那亚争夺科西嘉的战争就是其中一个明显的例证。北方三强建立神圣同盟时，要求那不勒斯和热那亚在科西嘉问题上接受调停，前者予以拒绝，后者则宣布遵从。到1455年，当战争同时在大陆和海上进行而那不勒斯占据优势时，热那亚诉求神圣同盟援助，要求北方三强给予《威尼斯条约》所能提供的保护。但热那亚得到的仅仅是同情而不是有效的支持，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和教皇国都不愿为了一个小小的热那亚而冒犯那不勒斯这个大国（注：加瑞·马丁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第79页。）。意大利各主要城邦在此后的五次战争中的态度也大致如此。因此，意大利协调体制存在时期虽不乏战争，大国关系也经常处于紧张之中，但大国间的均势基本得到维持，意大利半岛享有一种相对的和平。另一方面，五大势力的相互关系基本保持稳定，没有出现一国独霸意大利的局面，其中一国任意兼并一个小国或无限制地扩张领土，必然遭到其他力量的制约（注：卡列维·霍尔斯蒂：《国际政治：一种分析框架》，第56-57，61-62页。）。
    二
    意大利协调体制表明，意大利城邦国家体系已表现出对未来欧洲国家体系具有重要影响的特征。
    首先，该体系的主要成员已具备了强烈的近代国家意识。无论是共和国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还是君主国那不勒斯和米兰，其内政外交的主要目标无不是为了扩大国家实力。这些城邦的君主或大公往往将个人的、家庭的或王朝的利益同国家利益等同起来，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去开疆拓土并增进工商业利益。佛罗伦萨的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指出，通过适当的和不适当的手段去获得并扩大国家实力并无不妥。他以直率而冷酷的眼光看待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一切政治活动，劝谕统治者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权宜之计去攫取权力和征服领土，可谓正中意大利各邦君主和政治家的心意（注：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32-37页。）。也正是在这里，近代国家开始形成追求权力这一明确的国家目标，在国家间问题上从此将道德分离于政治。
    意大利体系的第二个特征，是各城邦国家有了经常性和多样性的交往方式，包括互派外交使节、战争、贸易和干涉，这些交往将它们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使其区别于分散而又无序的欧洲其他部分。派遣使节并设立常驻外交机构是意大利城邦国家进行对外交往的最重要途径。1450年，米兰大公任命宠臣尼科德莫·庞特雷摩里为常驻佛罗伦萨的全权大使，这是近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位大使（注：哈罗德·尼科尔森：《外交方式的演变》（Harold Nicolson,TheEvolution of Diplomatic Method），伦敦1954年版，第33页。）。两年后，佛罗伦萨向米兰派遣大使并设立大使馆，从而为同盟国之间提供了建立常设外交联络渠道的典范。在随后的15年中，这一做法为意大利其他城邦所效尤。1454年《洛迪和约》之后，意大利城邦国家互派外交官的做法已越过联盟的界限而具有普遍性了。这些常设外交机构和使节不仅为本国提供了驻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还在说服驻在国改变联盟立场、充当谈判代表促进贸易和商业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种重要交往方式是战争。意大利各国经常诉诸武力来实现本国目标或解决分歧。战争的目标包括保卫统治家族或君主的荣誉、获得王位继承权、兼并城池以扩大税收、维护宗教的和外交的尊严与豁免权等，但最主要的目标还是扩大领土以增强国家实力。这样，意大利城邦国家在制定战争和外交政策时，总的出发点是战争能否得偿所失，特别是能否增加财政收入。但意大利体系中的战争目标、规模和烈度都是有限的，这不仅是因为经常性的外交联系缓解了战争，而且还是因为主要城邦国家为维持政治现状不愿冒险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从1454年到1494年，意大利各主要国家间的危机不断，但每次危机都是在爆发战争的边缘得到控制；这期间发生的六次战争，平均每次战争不到两年；虽有大国支持，但无任何大国直接卷入；战争总是限于某一区域或某一国，而不致使整个意大利陷于混乱甚至崩溃；战争的破坏性较小，无一城池被夷为平地，无一战场血流成河（注：卡列维·霍尔斯蒂：《国际政治：一种分析框架》，第60页。）。第三种和第四种交往方式是贸易和干涉。当时的意大利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地区，这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各城邦国家间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发达的贸易联系。贸易联系促进了各国经济利益的同时，加强了彼此进行交往与合作的可能性及必要性，当然，有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商业战争。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外交”，在某种程度上已见于当时的意大利体系。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外交官大都由在外国的本国银行家或商人充当，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有关国家的情报并在需要时充当商业谈判代表。威尼斯向法国和勃艮第派遣常驻大使，主要是为了保护它与北欧和西欧间的商业通道的安全（注：加瑞特·马丁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第84页。）。威尼斯还同欧洲之外的土耳其等国互派使节以促进贸易，“基督教世界团结一致反对异教徒的古老原则让位于日益扩大的致富胃口”（注：哈罗德·尼科尔森：《外交方式的演变》，第33页。）。干涉则是由意大利城邦国家政权的不稳定性所决定的。除威尼斯外，意大利各城邦国家的政治局势都变化无常，从而为邻国进行频繁干涉提供了机会。每个大国的统治者都想通过干涉邻国内政，扶植有利于本国的家族或君主上台，甚至自己取而代之直接统治邻国。这正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外交充满诡计、阴谋、背叛的主要原因，也是意大利外交在政治上不道德的缘故。
    意大利体系的第三个特征是，它保持着大致的平衡并培育出一种均势的观念和政策传统。意大利各国争相对外扩张，但时刻对邻国的威胁保持警惕，并经常举行外交对话讨论其中一国的扩张威胁及相应的防范措施，其基本目标是维持意大利的政治现状，确保主要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大致相当，没有一个大国成为全意大利的主宰，也不去蓄意消灭其中一个大国而扰乱全局的平衡。这种均势观念和政策明显地表现在佛罗伦萨、米兰和威尼斯的外交政策上。在佛罗伦萨和米兰进行着殊死的争夺时，威尼斯坐山观虎斗，一则试图让两国长期争夺下去使其实力削弱，二则使两国实力保持大致相当（注：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和马丁·怀特编：《外交研究》（Herbert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nt,ed.,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哈佛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33-137页。）。也就是说，威尼斯试图充当意大利政治的平衡者的角色。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洛伦佐·美第奇和米兰大公弗兰切斯科·斯福查看到两国相斗而威尼斯渔利的现实，及时罢兵言和，并决定联合对付威尼斯的大陆扩张野心。斯福查向洛伦佐发出建议说，强大的威尼斯在意大利半岛不断扩张，有可能使其他城邦国家相形失色，从而成为意大利的仲裁者，他据此邀请佛罗伦萨一起出兵消灭威尼斯。他认为，若两国联手，则拥有最强大的雇佣兵，在征服威尼斯后，两国应立即将其瓜分以增加税收。洛伦佐答复说，反对威尼斯的野心是正确的，但消灭威尼斯对两国安全及意大利的均势有百害而无一利。在洛伦佐看来，威尼斯的存在既可阻止米兰据有整个波河流域，又可对付教皇、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法国国王甚至土耳其人的威胁。因此，他对斯福查说，意大利应保持一种平衡（注：亚当·沃森：《国际社会的演变》（Adam Waston,The Ev-olution ofInternational Society），伦敦1992年版，第161页。）。实际上，洛伦佐的基本思想是，如果意大利主要城邦国家中的任何一国扩大了领土，佛罗伦萨就会有危险，故保持现状最为妥当（注：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和马丁·怀特编：《外交研究》，第133-137页。）。
    意大利体系的第四个特征，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它的存在依赖于它在政治上与欧洲其他地区的相对隔绝。意大利体系之所以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主观的，即意大利城邦国家及意大利人视意大利半岛为一个独特的整体，认为意大利在各方面优越于欧洲其他各国，在地理上有大自然赋予的阿尔卑斯山作为天然屏障，欧洲其他国家干涉意大利事务虽然不是不可能的，但至少也是不合情理的（注：费利克斯·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和圭奇阿尔迪尼：16世纪佛罗伦萨的政治和历史》（Felix Gilbert,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255页。）。另一个原因是客观的，即意大利体系在15世纪末期之前没有遭到强大的外来干涉，法国曾几次干涉意大利的战争，但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没有在根本上改变意大利的现状；奥斯曼土耳其也多次从大陆方向威胁意大利，但每一次都被拒之于半岛之外。实际上，意大利体系保持独立与安全的最关键的原因是，欧洲大国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还处于国内分裂状态，政治危机和军事冲突不断，无暇顾及意大利。这一客观因素反过来导致意大利各城邦国家并不忌讳在彼此争夺中引入外力为己所用，而且在每次达到目的后旋即使其退出意大利半岛（注：加瑞特·马丁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