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范围内，历史学的发展令人瞩目，成果累累，流派纷呈。为了拓展视野，了解、借鉴及吸收国外史学的优秀成果，本刊特请复旦大学历史系张广智教授开设专栏，对有关信息给予系统的介绍与阐述，以飨广大读者。
    现代社会是学术变革的温床，也是催发学术变革的动力。时代的变化与学术的革新，促使现代西方史学的演变不绝如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代世界〔1〕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国际史学也发生了一次新的转向，就西方史学而论，这种重新定向大体发生在本世纪50年代中叶。本文仅就战后西方史学变化的动因、新史学范型的特征及西方各主要国家的史学情况略作评述。
    一
    战后西方史学的重新定向有其深刻的社会与时代动因，也有其学科自身发展的原因。整个战后世界形势的急遽变化，尤其是5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技术革命的浪潮，引发对社会政治体制、经济结构、观念形态乃至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历史学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的变革，也有其自身演进的规律与学科自身发展的要求。因此，考察战后西方史学的重新定向，还应归诸于本世纪初以来西方史学新陈代谢的结果。在这里，首先有必要对二战前西方史学的情况稍说一二。
    就大势而言，20世纪的西方史学是一个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的时代。但在20世纪上半叶，传统史学仍有雄厚的实力，著名的《剑桥三史》（即《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近代史》）在这一世纪的前期出版，它说明了传统史学在西方史学界所具有的影响。在西方有些国家（如联邦德国），直至50年代，仍有很雄厚的实力。但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在20世纪世界史学的大变革中，西方的传统史学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当代西方史学史名家伊格尔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一书中，归纳了西方传统史学自古希腊史学迄至兰克史学的共同点，这就是：
    （1）历史叙述是描写真实存在过的人、真实发生过的行为， 它必须符合这种真实性，也就是说要符合真实。
    （2）它以对时性（diachnonisch）的顺序跟踪这些行为， 换言之，它只了解一定变量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后来的事件紧随先前的事件，并且通过它而为人所理解。
    （3）它以人的行为反映行为者的意思为其前提假设。〔2〕
    伊格尔斯在谈到20世纪历史科学的变化时指出：“真实性、流驶的时间和有图的行为，这三种前提假设决定了从修昔底德到兰克、从凯撒到丘吉尔的历史叙述的特点，而正是这些前提假设在20世纪的大变革的过程中却逐渐地成了问题。”〔3〕
    在时代变革的大浪潮中，西方的乃至整个世界的传统史学确实遇到了问题，以至它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因此，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的步伐，由于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现代技术革命新浪潮的冲击而在战后更加快了它的步伐。
    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主持撰写了《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阐明了“当代历史学研究中显然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趋势”，作者所论，大抵反映了现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向。我们充分注意到，巴勒克拉夫在释论当代史学时，是以本世纪50年代中叶为界标的。总之，“大约从1955年起，历史学进入了一个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4〕把50 年代中叶作为战后西方史学发生转折的界标，也兼顾到世界其他地区（如苏联、东欧等）的情况，保罗·利科主编的《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云：“一般说来，我们可以把50年代中期以后的年月描绘为在西方对历史主义的论点和在东方对教条主义和程式化进行批判地再检讨的时期。”〔5〕的确，国际史学， 至少就西方史学而言，从50年代中叶开始，发生了一次新的“路标转换”，这也就是巴勒克拉夫在1955年出版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所要揭示的主题：“重新定向”。
    二
    战后西方史学所发生的转折，曾被巴勒克拉夫称之为：“这个转折点，正像人们有时提到的那样，从其规模和重要程度来说，相当于预示着近代物理学诞生的哥白尼天体运行说。”〔6〕不管怎么说， 这种转折，比之这之前西方史学的历次路标转换及其对史学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来看，在20世纪世界史学的发展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总之，战后西方史学的变化是一种根本的转变。
    在这里，我们借用当代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型”概念，以说明战后西方史学的变革，最基本的就是史学范型的变化，是从传统史学范型向新史学范型的进一步的转变。所谓“范型”（Paradigm）〔7 〕，在库恩那里代表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和技术手段等总体，是指为某一“科学共同体”所拥护、并在进行研究时所应共同遵守的准则，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范型”的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