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学范型，尤其对西方史学范型的界定与分类，学界意见不尽相同，但南斯拉夫裔的美籍历史学家斯托亚诺维奇把自古迄今的西方史学分为三种范型说较为流行，这就是：鉴诫史学（指的是从古希腊至近代初期的西方史学）、叙述性范型即兰克式范型和“结构·功能”范型即年鉴学派范型。我们在这里则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亦即从史学观念、研究的内容与范围和方法等方面把西方史学分为两大史学范型：传统史学范型与新史学范型。自然，兰克史学是前者的代表，而年鉴史学派则就是后者的圭臬了。
    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史学范型，摄其要旨，不外乎有如下一些特征：
    （1）撰写历史要客观公正，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兰克在1824 年出版的处女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的序言中，曾开宗明义地指出：“历史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自己的任务。对于这种崇高的任务，本书是不敢企望的。它的目的仅仅在于说明事实发生的真相而己。”〔8〕直至晚年，他在《世界史》一书的序言中，亦表示希望在书中要“消灭自我”，以达到“完全的客观”。总之，要历史学家在写史过程中，不夹带任何个人的政治偏见和宗教偏见，这就排斥了解释与概括，客观地中立地叙述事件的经过，因而兰克史学亦被学人称之为叙事史。
    （2）重视搜集第一手史料，舍此便无从构建客观主义的殿堂。 西方传统史学家笃信“史料本身会说话”，历史学家只能也必须要依赖它，因为“在史料沉默的地方，历史也在沉默”。在他们那里，所谓史料，限于文字的、而主要是官方的档案文献。历史学庶几等同于史料学，用中国的“兰克”、现代历史学家傅斯年的话来说，即：“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9〕
    （3）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重大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事件， 以及致力于描述这些事件中杰出人物的活动。兰克撰史，几乎都以政治人物和事件为中心，而他所谓的政治史，也多是统治阶级政治人物的行动史。总之，是那些“精英人物”的行动史。至于普通民众的生产活动与日常生活，那是无足轻重的，很难在历史中找到他们应有的地位。
    关于这种史学范型，吴于廑曾说过：“朗克（兰克）主张写历史必须如实、客观，而终不能免于有所不如实、不客观；主张超然于宗教及政治，而终不能免于有所不超然；主张不涉哲学和理论，而又自有其哲学与理论。”又说兰克的书，“揆之实际，却往往是从内阁官房的窗口，按照官方提供的示意图，认真观察而又不能尽得其实的滔滔政治人物行动的历史。”〔10〕这些论断，似可看作对兰克史学范型亦即西方传统史学范型的一种较为严谨与简练的概括。
    新史学范型与上述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范型是很不相同的。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比照传统史学范型，借以揭示西方新史学范型的特点。
    其一，从史学观念来看。
    要更深刻地认识新史学范型，首先要涉及史学观念的问题，因为任何史学的变革，首先是史学观念的变革，这如同其他领域发生的根本性变革也要以观念的变革为前导一样。所谓史学观念，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本质上来说，它主要指历史学家对历史与历史学的基本看法，如对现实与过去关系的认识、对史学研究中主体（历史学家）与客体（研究对象）关系的认识等。在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家看来，历史研究是一个认识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历史学家对过去构建的过程；历史学家写过去，同时也是在写现在，他是以过去来反映当代，亦即年鉴学派奠基者之一马克·布洛赫所云：“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这一新史学派的历史认识论最清楚不过地点明了在史学观念上与兰克学派的差异，明显的一点是，它突出了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在历史研究中的中心地位与重要作用，而与那种试图通过文本考订描绘历史真相的传统史学家的认识不同。对此陈启能指出：“传统史学由于根本忽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因而实际上割裂了两者的关系，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只是被动地从故纸堆中搜集资料去进行详尽的考订并加以描绘。新史学把历史学研究看作是现代历史学家根据可靠资料对过去的建构。在这种建构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只能是从现在出发，带着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对历史继承性的理解，带着自己的价值观念。这样通过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现在和过去在认识的链条上就有机地联系在一起。”〔11〕
    其二，从史学研究的范围与内容看。
    现代西方新史学强调要把历史研究扩充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扩充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方面，战后西方史学发生了更加显著的变化，正如1981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伯纳德·贝林所指出：“历史研究正朝着众多的方向发展……史学研究的范围日益宽广。”如以战后美国史坛而论，且看：现代美国社会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运动，促进了与区域流动、移民、公共教育、城市文化等主题相关的作品纷纷出版；战后美国蓬勃兴起的民主运动，特别是女权主义运动、黑人群众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顿使劳工史、妇女史、黑人史等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的领域；70年代出现的“性解放运动”，于是“性”的研究及“同性恋史”竟也成了历史学家趋之若鹜的“热门课题”；再如在70年代兴起的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那里，历史研究的范围与内容更是从政府决策与咨询、文化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到婚嫁、饮食、衣着、娱乐等飣餖琐细之事。史学简直成了一种无所不包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