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门户开放史学研究中，一个流行的观点是，美国两次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是为了谋求中国市场。（注：参见资中筠、陶文钊主编《架构理解的新桥梁》关于门户开放史学一章，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门户开放的市场观是否正确反映了美国外交决策人的真正动机，是否揭示了这一时期美国外交的实质，是一个值得重新认识的问题。笔者认为，门户开放照会的主要动机不是商业利益，而是美国面临中国领土被列强瓜分时，谋求在中国的权势，争取大国地位。试以论之。
    一
    19世纪90年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与此同时，社会正在发生转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工业中产阶级崛起，代替农业中产阶级，开始居社会的主导地位。（注：Henry Cabot Lodge,"Our Blundering Policy",Forum,19,pp.8-17.）工业中产阶级放眼世界，孕育大国心态，要求美国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在国际上谋求大国地位。这成为世纪之交美国外交的主旋律。参议员洛奇1895年在国会发表题为“我们搞错了的政策”的演说，表明了美国要摆脱传统的孤立主义，成为国世界大国。洛奇说，大国正在世界各地区进行殖民扩张与竞争，“这是一场有助于文明和种族提高的运动。作为世界大国之一，合众国决不能在前进中落伍。”（注：参见Milton Plesur,Creating an American Empire 1865-1914序言。）参议员约翰·普鲁克特同样地鼓吹美国的大国地位，他宣称，“是美国放弃地方主义桎梏，在大国中享有合适地位的时候了。”他特别把美国的大国地位同亚洲联系在一起，呼吁政府“宣告应用于中国的新门罗宣言”。（注：Redfield Proctor,"Isolation or Imperia lism",Forum,26,pp.14-16.）
    19世纪末美国对华外交是在这一主旋律支配下发生的，就是说，对华外交是为了争取在中国的大国地位。这在美西战争与列强瓜分中国领土时变得十分迫切了。1899年，美国发动美西战争，“短短的几个月，我们变成了世界大国。”（注：Barton J.Bermstein,ed.,Towarda NewPast:Dissenting 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1968,p.196.）美西战争加强了美国人的大国心态与在东亚建立大国地位的渴望。“美国开始感觉到，在亚洲拥有势力是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所绝对必需的。……它必须在远东事务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注：Margaret Leech,In the Days of Mckinley,New York,1959,p.464.）但就在美西战争期间，列强开始了对中国领土的瓜分，来势汹汹。美国决策人知道，东亚的大国地位不是在菲律宾，而是在中国获得。麦金莱的挚友、菲律宾委员会首席委员雅各比·舒尔曼告诉总统：“东方的大问题不是在台湾，不是在菲律宾，而是在中国（大陆）。中国应保持独立地位，但它的门户必须开放。”（注：Marilyn Blatt Young,The Rhetoric of Empire,New York,1968,p.125.）中国的形势要求美国赶快粉墨登场，否则，它就没有机会扮演一个角色了。在瓜分的形势刚呈现时，麦金莱总统就亲自主持内阁会议，专门讨论中国的局势。在1898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他表明，“我的目标是，……维护我们在那个地区（指中国）的巨大利益。”（注：U.S.Dept.of State,USFR,1898,Washington,1899,p.LXII,22.）
    在美国工业社会兴起时，有三个集团特别关心在华利益。一是传教士，一是企业界，一是海军。
    传教士是美国在华存在的一项标志。80年代，美国掀起对国外派遣传教士的运动。至1900年，在华传教士约1500人。美国外交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一心要用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教化”其他民族，传教是其重要手段之一。驻华公使田贝给政府的报告中曾得意地说，“讲英语的受过教育的华人已变成了新人”。传教士提供的信息与他们对比作出的解释是美国政府形成对华政策与行动的重要依据。所以，在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期间，驻华使节都强烈要求本国政府保护传教士及其活动。田贝从1895年至1898年瓜分前夜不断对政府发出警告：“如果中国被欧洲列强瓜分，可以肯定这些传教士的工作会受到阻碍。……这些传教士是有权像商人一样得到我们的保护的。”保护传教士就是保护“文明”的扩展。（注：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0页。）
    虽然大多数企业家不关心遥远的中国市场，但某些行业，主要是石油、棉花、纺织品等行业与中国市场发生密切关系。1895-1899年间，美国输入中国的工业品从320万元增至1310万元，反映了这些行业在中国利益的增长。这个特殊商业集团担心中国的被瓜分会把它们从列强各自的势力范围赶出去，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在华商业利益。这些行业在1898年6月成立了“美国亚洲协会”，敦促政府“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去维护门户开放”。企业界关心的不是领土，而是市场。他们希望保持中国完整，完整的领土意味着完整的市场。在义和团起义后，特殊的商业集团敦促“政府尽其职责把东亚从完全的无政府主义中恢复过来。”美国亚洲协会召开紧急会议，起草了给政府的备忘录。协会认为，“绝对必要的是，美国继续与其它大国协调行动反对俄国。”只有这样，门户开放才能得以维护。（注：CharlesS.Campbell,Special Business Interests and the Open Door Policy,New Haven,1951,p.48,p.73,p.68.）
    海军关心的是在中国建立基地与势力范围，把美国海军势力扩大到中国。他们相信，美西战争为美国打开了权力与责任的闸门，“我们必须接受与完成它，否则，我们就不是大国。”（注：Richard D.Chal-lener,Admirals,Generals,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898-1914,New York,1973,p.12.）一位海军军官表达了海军界的共识。他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正在遵循不可避免的进化法则。我们已解脱襁褓，进入同世界其它大国进行竞争的领域。我们是在为政治霸权与商业优势而斗争。不管我们是否希望这样，我们总得前进。”（注：Richard D.Challener,Admirals,Generals,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898-1914,New York,1973,p.12.）美西战争期间，海军战略委员会制定了战略计划，即把海军势力从美国东海岸通过运河，经过夏威夷与关岛西至菲律宾与中国。瓜分加强了海军的行动计划。他们担心，如果连一个基地都没有，美国势力会被赶出中国。在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后，海军主张把获得基地作为同清政府谈判的一部分。《陆军与海军杂志》在1900年6月坦率地宣称，要是这场运动（义和团）导致中华帝国的瓜分，美国要求至少一个中国港口。一个月后，海军部长朗向国务院转述海军的要求：在舟山群岛获得一个基地。（注：William R.Braisted,The U.S.Navy in the Pacific,1897-1909,Austin,1959,p.135.）
    传教士、特殊商业集团、海军这三者的要求构成了美国在华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不能坐视自己被列强逐出中国。美国必须争取在中国的大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