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两次门户开放照会是在一个特殊的困际环境与特有的美国文化传统中实现的。
    19世纪末，世界领土已瓜分完毕，于是，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成为列强最后进行瓜分的对象。尽管他们打着“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的幌子，贼一样偷偷摸摸地瓜分中国，但其竞争与冲突仍然是十分尖锐的，乃至有可能导致世界性的战争。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瓜分一开始就不断警告美国政府：“欧洲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并非不可能”，“在我看来，事件预示着严重冲突，也许是英俄之间的武装冲突。”（注：Alfred L.p.Dennis,Adventures of American Diplomacy 1896-1906,New York,1928,p.203.）但列强都害怕，想避免战争，因为他们对自己能否在这场战争中赢得胜利，缺少把握。这就是说，在瓜分中国的过程中，列强都希望保持眼前的均势，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为本国获得最大的一份。于是出现了大国关系自我调节的问题。门户开放这个新的扩张方式就是在这时应运而生的。美国利用列强的这种心理，从东亚均势结构考虑，提出门户开放来达到美国的目的，而列强也确实是出于害怕均势被打破与爆发战争才认可门户开放照会的。门户开放照会是帝国主义时代大国关系自我调节的一次尝试。
    这个改革尝试之所以由美国提出，除了上述美国在华缺乏实力、难以同列强竞争外，主要是受到美国文化传统的制约与影响。建国以来，美国对外奉行孤立主义，即不介入欧洲的政治与战争。结盟是绝对禁忌的。孤立主义成为美国的文化传统，深入人心。美西战争期间，美国东部与中西部掀起声势浩大的民主派反帝运动，反对建立殖民帝国，要求回到孤立主义。这在西方其它国家是没有的，充分显示了文化传统的力量。（注：参见拙著“美国民主派反帝运动”，《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进入工业时代的美国人具有大国心理，（注：Margaret Leech,In the Days of Mckinley,New York,1959,p.527.Richard D.Challener,Admirals,Generals,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898-1914,New York,1973,p.6.）向往大国地位，但不愿与别国特别是英国结盟，对列强参与瓜分中国表现了厌恶情绪。对第一个照会，公众的反应总的说是好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照会，不存在复杂的条约，没有卷入欧洲纷争。（注：Margaret Leech,In the Days of Mckinley,New York,1959,p.516.）义和团运动爆发后，美国公众一方面产生一种民族主义激情，特别是在使馆受围，公使康格生死不明的悬念期间，但他们仍眷念孤立主义。在1900年总统选举前夕进行的共和党与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公众强调了如果美国进行干涉，也不应同欧洲纠缠在一起，而且这种干涉应当是有节制的。（注：Marilyn Blatt Young,The Rhetoric of Empire,New York,1968,p.154.）海军界的基地要求激怒了他们。只是在第二个门户开放照会发表后，照会中的中国完整才使公众的心情趋于平静。
    海约翰懂得公众的心情。他决定不参加瓜分，部分地是基于公众舆论的反对。他说，“当然我们反对肢解那个帝国，我们不认为美国的公众舆论会视政府参加现在正在（中国）进行的掠夺大赛是正当的。”（注：Wilian R.Thayer,Life and letters of John Hay,New York,1915,vol.2,p.241.）民主派反帝运动与公众舆论是对走欧洲殖民扩张老路的有力的制约。这促使外交决策人谋求新的扩张方式。
    在第一个照会提出后，门户开放这个选择被美国决策层中越来越多的人所领悟，变成对华政策的共识。驻华公使康格与国会参议员戴维斯是两位代表人物。康格本是倾向于参与瓜分领土的，在目睹义和团起义后，康格开始相信，中国人民不会接受西方人或西方方式的控制，宁可按自己的方式统治，什么也补偿不了统治中国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他向国务卿建议，“最好还是继续我们已宣告的政策，试着保持门户开放，以便以另一种方式实现我们的权势与贸易。”（注：Marilyn Blatt Young,The Rhetoric of Empire,New York,1968,p.204.）戴维斯是一名坚定的扩张主义者。他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也看到新方式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国会辩论对华行动时，他反对美国参加欧洲远征军，进驻北京。他争辩说，这样做不可避免地会使美国卷入“瓜分，租让权，势力范围与其它利益，但如果我们超脱，我确信，10年后我们将是仲裁者，而这比成为众多的诉讼人中的一个要好得多。因此，最终对我们对文明与人道要好得多。”（注：Marilyn Blatt Young,The Rhetoric of Empire,New York,1968,p.154.）从他的这段争辩中，我们可以看出世纪之交美国外交转变的轨迹：从试图参与瓜分到超脱欧洲而成为仲裁人。显然，戴维斯所说的超脱不是回到孤立主义，不介入欧洲的竞争，而是有朝一日成为君临欧洲之上，操纵中国局势的仲裁人。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也是历史活动的媒介。一个国家总是在其固有的文化传统中得到发展，并在发展中表现本国特色。美国扩张主义在孤立主义传统中脱颖而出，在19世纪末东亚这个大环境中进行试验，结果创造了与欧洲殖民扩张不同的新的扩张方式，一个美国型号的扩张主义。柔克义把门户开放照会提到外交哲学的高度来认识，称它为“海约翰主义”，一项“美国外交政策的伟大与不可改变的原则。”（注：Mari-lyn Blatt Young,The Rhetoric of Empire,New York,1968,p.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