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宗教禁欲主义的极端化终将给自身造就可怕的对立面，从而引起整个社会的性道德的全面崩溃和极端纵欲主义的蔓延；可是作为中世纪西欧封建经济特定产物的宗教虔诚和苦修制度，在激发新教思想和培植近代资本主义的敬业与奋发精神方面也发挥过客观上的积极作用。
    毋庸讳言，世俗社会的独身运动与教会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教会既是中世纪禁欲主义的始作俑者，又是教士独身制度的完成者，因而它对这一群众性的宗教狂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教会所推行的宗教禁欲主义对于中世纪的西欧社会无疑产生了大量的消极影响，这正是它一再招致当时人和后人猛烈抨击的主要理由。极端的禁欲必然同时伴随着极端的纵欲。虽然中世纪的封建自然经济把西欧社会的宗教虔诚推上了顶点，可是从11世纪起迅速成长起来的城市商品货币经济却使教会的禁欲主义走向了反面，对于财、色的贪恋和追求成为中世纪后期主要的社会风尚。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股以性道德的全面堕落为特征的腐败之风，常常是从教会内部首先刮起来的。既然教会的独身制度剥夺了神职人员的正当性生活的权利，他们只好以非正当的手段去获得性的满足。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发生于教会内部的桃色新闻总比世俗社会多。例如在英国诺福克郡，1499年审理的73件淫乱案中有15件牵涉到教士；在里本郡的126个同类案子中则有24个与教士有关；在兰勃斯郡的58 个同类案子中有9个与教士有关--犯规教士是总犯规数的23%左右， 而教士人数却不到总人口的2%〔14〕！有些忏悔牧师竟然向女忏悔者求爱， 更多的教士则以蓄养情妇为时髦。在16世纪的德意志，蓄养情妇已经是乡村教士当中司空见惯的现象。据马克·佛斯特透露，在16世纪初期的斯比耶地区，几乎每名乡村教士都拥有一名情妇，而没有情妇的教士则被当成是怪人〔15〕。高级教士甚至与他们的情妇成双入对地进出大型公共场所，世俗宴会的荣誉座位常常专门留给牧师及其女伴，德意志什列斯威地区的一名主教曾经对这种有伤风化的习惯提出非议，结果被逐出了教区〔16〕。教士们在这方面之所以如此肆意妄为是由于他们受到罗马教廷的默许和鼓励，在很大程度上教皇本人就是这一时尚的主要风源，如在宗教改革前统治教会达25年之久的英诺森八世就曾给罗马城增添了8个私生子，其中有几个是他当选教皇以前生的〔17〕。 教士独身制度的另一个更大的弊端是它促成了卖淫风气的蔓延。开办妓院最初尚属偷鸡摸狗式的地下活动，后来，公开的卖淫终于获得了教会当局的批准，教、俗人士开始大摇大摆地混迹于妓院，而富有理论素养的神学家们则辩解说：尽管这种行为也是一种罪过，但却能防止更大的犯罪；妓院好比是一条维持社会整洁的下水道，妓女保证了“体面”妇女的纯洁。在教会的支持下，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西欧目睹了各类妓院的迅速崛起。在15世纪的德意志，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大多数小城市都拥有由地方政府经营的妓院，妓院老板往往是领薪金的市政官员，妓女成为市政当局的财产，政府用法令形式为妓院确定妓女的等级和价格。妓院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首屈一指的娱乐中心，成群结队的小伙子来到城里，第一个要光顾的场所便是妓院，因为在那里除了可以进行性交易之外，还可以做其他游戏和赌钱。
    然而，把15-16世纪的腐败完全归咎于宗教禁欲主义和独身制度显然是不公允的。实际上，从11世纪开始由中世纪城市的复兴所引起的商品货币经济体系与传统封建自然经济体系的尖锐对立才是造成中世纪后期的道德危机的主要社会经济根源。两种体系的对抗使旧日的价值观受到了严重挑战，城市的生活方式随着城市的扩张影响到广大农村，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虽然逐步解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封建依附关系，使个体变得越来越自由，但同时也使得人们处在不受“保护”的恐慌和危险当中，普遍的心理不平衡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而不断增长，安贫、守节的时尚开始被对物欲的追求所取代，腐败因此而生。
    当然，把禁欲主义和宗教独身主义完全归咎于天主教会的专横更是片面的。从本质上来说，西欧封建制度本身就是培植宗教禁欲主义的温床。西欧早期封建经济的显著特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绝对支配地位和商品交换及城市的基本灭绝。在这一条件下，封建财产的转移主要通过继承和暴力掠夺（即战争）这两种形式来完成。根据欧洲中世纪正统的继承原则，以家庭为单位的财产必须由单一系列的后代完整无损地继承--其目的自然是为了防止大家族的封建特权不至于因财产的分割继承而受到削弱。在这种继承体系下，中世纪的婚姻便不可避免地与封建继承权联结在一起，即婚姻成为扩大封建特权的一种重要手段，因为一名合法继承人既可通过继承获得家族中的大部分财产，又可通过体面的婚姻获得另一家族的部分财产和继承这些财产的新一代继承人；而他的兄弟们因无权从家族中获得足够的产业，他们不得不另谋生路--在这种情况下，婚姻对于他们来说往往意味着是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独身生活就成为他们中的一些人的最好的选择。此外，战争和战争的后遗症常常使死亡率居高不下，人口中的两性比例严重失调，占数量优势的性别中的一部分人势必被迫独身。杰姆·班克对北意大利城镇的调查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靠的证据。他发现，圣赛波尔可洛城在14世纪只有不到5000个居民，然而就在这样的小城里，平均每7户就有1户把他们的女儿或其他女亲属送进附近的修道院；在15-16世纪的里提和佛罗伦萨也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女修道院〔18〕。这种现象肯定与由长期和频繁的战争所造成的男性人口的严重短缺有着密切关系。在11-13世纪，西欧的独身主义运动几乎与对东方的十字军战争同步发展，这当然不是历史的巧合。实际上，由于与教会的生育政策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世俗社会的独身运动也经常受到教会当局的限制和谴责。例如，12世纪的格列西昂婚姻法就明确规定：已婚者如未获其配偶的同意和所在地主教的批准，不得擅自离家独身〔19〕。
    宗教禁欲主义的极端化固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可言，但宗教禁欲主义本身在西方历史上却并非毫无建树。在封建战争频仍、生产过程与生活方式极其简单、物质极端匮乏和精神文化生活十分单一的中世纪（尤其是早期阶段），教会对禁欲主义的提倡和鼓励应当说是适合时宜的。禁欲主义作为教士们传经布道的主题之一，在遏制封建王侯的贪婪欲望、缓和社会矛盾和减少封建战争方面，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是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更加重要的是，在中世纪的宗教禁欲主义与近代资本主义的节俭、勤奋和敬业精神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众所周知，16世纪的新教虽然是天主教会的强硬的对立面，但无论是路德的还是卡尔文的宗教改革都打出了复古的旗帜--即恢复圣经的权威和早期基督教的传统，显然，这种传统包括了宗教禁欲主义的思想；新教改革家并不是一般地反对禁欲主义，而是反对禁欲主义的极端化和非理性化，企图用一种内在的和较有理性的禁欲主义去取代他们认为被天主教会扭曲了的那种外在的和非理性的禁欲主义。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新教的（尤其是卡尔文的）禁欲主义与天主教的禁欲主义在本质上有共通之处，主要表现在两者都是通过积极的自我控制把教徒的行为纳入一种固定的秩序，使之按经常性动机行事，从而消灭一切自发的感情和冲动性的享乐；两者的区别则在于：（一）天主教只是在它所限定的少数人（即神职人员）当中实行禁欲主义，而卡尔文却把禁欲主义推广到一切教徒；（二）天主教把宗教献身规定为禁欲的最高典范，因而便把禁欲者与尘世隔绝起来，而新教却把对于上帝的爱物化为对事业的全身心的投入，于是禁欲主义的原则便开始渗透到世俗社会的各个领域〔20〕。在韦伯看来，经典的西方资本主义与任何不择手段的盈利方式及挥霍享乐的生活方式都是格格不入的，只有新教的（尤其是卡尔文的）禁欲主义才可以与资本主义的理性原则相容。换句话说，经过新教改革家改造过的宗教禁欲主义实际上为西方资本主义提供了基本的伦理框架，因为它在资本主义的节俭、勤奋和敬业精神的产生过程中，已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先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