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说的政治“低姿态”和经济“高姿态”，是指日本战后五十年发展历程的基本特征，也是指日本由战败国地位所决定的、有意无意采取的一种发展战略。所谓“低姿态”或“高姿态”，既是客观历史条件和形势所使然的一种状态，又是出自主观的一种指导行动的方针。例如，战后日本一直委身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无疑，这是“政治低姿态”的一种重要表现。它既是战后日本历届政府所奉行的一种方针，又为战后日本被迫接受的“不战宪法”，在东西方冷战中的日美结盟关系这样一些客观存在的机制所使然。
    日本长期保持“政治低姿态”，并不意味日本不想或不能充当政治大国。事实上，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之后，中曾根首相在1983年就首次公开提出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政治大国”无疑是政治的“高姿态”，但“政治大国”与“政治高姿态”又并不完全等同。须知，日本主要是以“经济大国”作为“政治大国”的基础的，也就是说“经济高姿态”才奠定了日本充当“政治大国”的基础。更要看到，日本毕竟是一个前战败国家，负有发动过侵略战争的道义包袱，而且仍在不少方面受着一定的约束，这决定了“政治低姿态”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是日本的政治现实。
    一
    1945-1955年间是日本战后的第一个十年。这十年是在美军占领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彻底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确立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体制，并重新回到国际社会的时期，也是借助美国政策的优惠使经济得以复兴的时期。
    战败的日本跟德国的情况不同，“盟总”并没有对日本实行直接的军管统治，而是保留了以天皇为首的日本全套统治机构，实行间接统治。日本的最高领导层审时度势确定了利用美苏矛盾、依从美国，以图再起的方针。为此，日本政府起用了一批“美国方面无反感的、无战罪嫌疑的和通晓外交的人”去同美方打交道。于是吉田茂等原亲英美派政治家出任首相。并策划由天皇亲自出马，向美方演出了“政治低姿态”的重要一幕。1945年9月26日，天皇裕仁晋见麦克阿瑟，赢得麦克阿瑟好感。麦克阿瑟作出如下评判：“他的真诚合作和影响对占领的成功是大有关系的。”[①]天皇裕仁的“政治低姿态”为争取美国的“善意”，实现日美合作，克服战后初期的困难，复兴日本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战后初期，日本满目疮痍，生产瘫痪，粮食和物资极度匮乏，物价飞涨。因战败和丧失殖民地，骤然有700多万军人及平民涌回国内，大批人员就业和吃饭问题无着落，困难局面更趋严重。加之1945年是欠收年，城市人口主食定量下降到每天297克，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②]。
    为了克服困难和复兴经济，日本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其中重要的是1946年8月建立了权力极大的“经济安定总部”（简称“安总”），“安总”的设立得到了“盟总”的首肯。在克服战后经济困难中，采取对煤炭业和钢铁业实行“倾斜”的政策，即优先为这两个产业部门提供资金，材料设备和人员，以它们的先行启动为龙头，带动其他产业的回升。这一政策使日本经济复兴走上了轨道。同时，在“盟总”指令下自1945年至1947年进行了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的民主改革。包括：解散原有军队，解除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取缔右翼法西斯团体，废除专制，保证妇女和工人的权利，实行经济民主化和教育自由化，解散旧财阀，进行农地改革，制订新宪法等等。这些民主改革成果的取得，从根本上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战后世界革命大潮以及日本人民斗争的结果，是日本政府被迫采取的“政治低姿态”的结果。新宪法的制订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1945年10月麦克阿瑟首次指示日本政府修改旧宪法，拟订新宪法。1946年2月币原内阁提出的宪法草案仅把旧宪法中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改为“最高不可侵犯”，把“天皇统帅陆海军”改为“天皇统帅军队”，其余皆原封未动。对此，“盟总”非常不满，很快提出了由美国按英国议会政治体制的模式制订的《日本国宪法草案》，并让币原内阁“参照”。2月21日麦克阿瑟又对币原讲：“在今天的国际形势下，美国方面提出的草案是绝对必要的修改方案，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天皇的地位。”[③]币原内阁不得不采取“低姿态”以美国草案为蓝本迅速制订出新宪法，并经议会通过。
    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政府复兴经济的努力并不热心。只是到1948年远东形势剧变，美国开始推行冷战政策时，才转而急于想恢复日本经济以便使日本变成“远东工厂”、“反共堡垒”。为此，美国在1948年指令日本内阁中止“解散财阀”等措施，执行美国制订的“稳定经济九原则”。美国总统杜鲁门强调“日本的经济复兴已成为最高政治议题”[④]。之后，美国对日本的援助于1949年增至4.68亿美元[⑤]。而且援助由原来的救济性援助转变为建设性援助。
    按照《波茨坦公告》精神，盟军完成对日占领目的后应订立和约，结束军事占领，恢复日本的独立。可美国从其反共冷战的“全球战略”出发，决心长期使用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把日本变成远东最重要的反共堡垒。但媾和在即，美国大伤脑筋。对此，日本政府再次采取“政治低姿态”。第一，美国提出的排除中苏等国进行片面媾和的主张，吉田茂首相表示赞同。第二，吉田首相派藏相池田勇人去美国表示“如果美国政府不便提出美军继续留驻问题，我们可以研究从日本方面提出这个问题的办法。”[⑥]从而演出日本表示希望美军继续驻扎而美国同意的把戏。第三，日本放弃收回冲绳等领土的主权，屈从美国所坚持的实行“托管”的要求。但吉田首相却拒绝了美方提出的日本应建立35万陆上部队的要求。吉田的算盘是：与其在经济力量尚属虚弱之时重整军备，莫如借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来保证日本的安全，腾出手来“专心致志把经济搞上去”[⑦]。可见屈从美国的“政治低姿态”是服务于先把经济搞上去的“经济高姿态”的大目标的。1951年9月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和会，9月8日签订《对日和约》。同一天美日签订《安全保障条约》。之后又签订《美日行政协定》。通过上述条约，美国达到了无限期驻军日本的目的；日本达到了重新回到国际社会的目标。1954年双方又签订《日美共同防御条约》，依附美国的安全保障体制告成。之后，日本政府又对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给予支持和协助。同时，日本从朝鲜战争特需中捞到24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这推动日本经济出现投资景气和消费景气，使日本结束了靠美援度日的局面，进入“无援助自立”的经济阶段。吉田说朝鲜战争是“上天保佑”[⑧]。
    总之，战后第一个十年，日本的政治“低姿态”主要是当时客观历史条件和形势所决定的，它既有配合美国冷战政策的反动的一面，又有稳定日本政局、复兴日本经济的积极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