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55-1965年间是日本战后的第二个十年，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期。1965-1975年间是日本战后的第三个十年，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后期。
    1955年是战后日本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主要经济指标都超过战前最高水平，结束了通货膨胀，实现了财政平衡，成为平稳高速增长的起点。因而1956年政府的《经济白皮书》宣告“现在已不是战后了……经济恢复期已经结束，今后则是以现代化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时期。”[⑨]1955年以后，日本在“经济现代化”的口号下，实现了长达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连续出现过“神武景气”（1956-1957），“岩户景气”（1959-1961）和“伊奘诺景气”（1965-1970）。“伊奘诺景气”长达四年零九个月，平均年度经济增长率达11.8%，而同期的美国、西德、法国和英国则分别为3.1%、4.7%、5.8%和2.2%[⑩]。日本的国民经济总产值，1967年超过英、法，1968年超过西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这20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政治低姿态”与“经济高姿态”也进行了有效地配合，突出表现于如下几点。
    （一）池田内阁用实施“国民经济倍增”来抵消和转移国民的政治
    激情
    50年代末60年代初，亚非拉地区民族民主运动出现高涨局面，美国的冷战体制受到极大冲击。在这一世界形势影响下，日本人民要求摆脱美国控制和反对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冷战政策的斗争走向高涨。岸信介政府不仅要通过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继续充当美国称霸世界的帮手，而且对日本重新武装、修改宪法第九条极为热心，日本人民从1958年起掀起了反对岸信介政府倒行逆施的强大政治运动，终于迫使岸信介下台。新上台的首相池田勇人认为安保条约可以保证日本十年的和平与安全，在美国核保护伞下，能够使日本军事性开支控制在最低限度，这对发展经济有利。因而上台立即宣布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国民收入倍增”的诱人口号来消除国民的不满情绪，并把他们的力量引导到发展经济上去，揭开了“经济优先时代的帷幕”[11]。
    （二）从“赔偿开路”到“福田主义”
    日本在战后最初几年，由于被占领以及经济严重破坏、基本上与外界相隔绝。但日本是经济外向型国家，随着战后经济的复兴，便开始积极寻求同邻近国家进行贸易。可是，在战后初期的冷战高潮中，由于美国要求日本一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共产党国家实行严格的“禁运”，同时美国又有意识地把东南亚国家市场让给日本，所以日本最先同东南亚国家开始经济往来。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政府就确定了在赔偿名义下通过推销产品和技术方式打开东南亚市场的方针。
    从1954年起，日本先后同缅甸、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老挝、柬埔寨、南越等国分别签署了经济赔款合作协定。通过支付战争赔偿，刺激了机器设备的出口，并使大批日本商人和技术人员再次进入东南亚地区。有人说日本以“援助”和直接投资为手段加强了对亚洲非共产党国家和反共国家的经济渗透。60年代以后，东南亚已经成为日本商品和资源进口的重要基地。到70年代中期，日本在东南亚的市场占有率、投资比重都超过了美国、西欧。1973年美国侵越战争以失败告终，美国开始收缩在东南亚的力量，日本趁机“填补真空”。为此，田中首相出访东盟，但在泰国遇上了反日游行。日本政府总结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经验教训。决定以“低姿态”调整与东南亚关系。1977年福田赳夫赴东南亚进行访问，在马尼拉发表了日本对东南亚外交基本方针的讲话。宣布了三项原则：（1）“日本决心坚持和平政策，不做军事大国。”（2）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在广泛领域实行对等合作，为东南亚的繁荣作出贡献；（3）日本给“东盟”以政治上的支持。上述原则被称为“福田主义”。与“福田主义”相配合，日本又以扩大援助为手段扩大在这一地区的影响。1978年日本对东南亚的援助占对外援助总额的38.4%，居第一位。同年日本同东南亚的贸易额达404亿美元，超过了同美国的贸易总额，上升到第一位[12]。总之，日本通过对东南亚政策的调整和经济合作的加强，把东南亚变成了日本能“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地区”[13]。
    （三）超越美国的“越顶外交”，抢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战败后二十余年间，日本政府一直追随美国坚持反华方针。70年代初，由于美国侵越战争败局已定，远东国际关系格局，包括中美关系在内，正在酝酿一次突破性变化。日本各界民众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活动如火如荼。可佐藤内阁对此视若无睹，仍顽固坚持反华立场。1971年7月尼克松突然宣布即将访华，并于次年2月访问北京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这使佐藤内阁陷于狼狈境地，不得不下台。继任的田中首相立即访华，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宣告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结束两国不正常状态，并立即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四）实行“新中东政策”，缓解石油危机
    1973年10月，阿拉伯产油国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契机，使用“石油禁运”武器，向一直偏袒以色列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施加压力。战后日本对中东的外交政策一直态度暧昧，在阿以冲突中表面保持“中立”，实际上追随美国偏袒以色列。因此，日本也受到“石油危机”的打击。应日本经济界紧急要求，田中内阁1972年11月22日宣布采取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侵略的“新中东政策”，明确表示以色列应从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的领土撤退，尊重巴勒斯坦人的正当权利。年底，日本代表在联合国改变以往立场，投票支持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占领下的自然资源拥有主权的要求。为了确保1974年以后的石油供应，日本政府派出副首相三木武夫于1973年12月访问中东八国，寻求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和谅解，还答应向中东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合作。结果，阿拉伯国家放宽对日本的石油禁运。
    日本经济在战后第二个和第三个十年，尽管遇到种种风浪，但实现了高速增长的奇迹。使日本成长为“经济大国”。日本政府有意识地保持政治“低姿态”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