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科学是一门准确而严谨的科学。正确了解和评价各个时期的历史人物及其所从事的活动，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类别不同的历史人物，由于特定的条件和环境，具有比较复杂的特性。因此，遵循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在历史研究与教学过程中尤为重要。
    一 正确评价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各种头面人物
    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如同封建社会一样，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阶段。17世纪至18世纪欧美发生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用资本主义制度战胜了封建制度，显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当时，最先出来领导革命并执掌政权的总是上层金融资产阶级。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它是最有经济实力、政治上最成熟的阶层，由它建立统治权在客观上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正确评价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具有开拓性的历史人物，必须根据当时时代的特点。《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尤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如何评价克伦威尔？首先，克伦威尔是一个处于世界从封建社会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的人物，他在当时是能够顺应世界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这一历史潮流的。他的历史任务就是在英国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克伦威尔基本上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时代任务。在革命一开始，他就参加了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后来，在审讯查理一世的过程中态度坚决，他又始终参加了对国王的审判。正是由于他的坚持，国王才被推上断头台，英国才宣布为“共和国和自由国家”。无疑，克伦威尔促进了英国社会的变革与向前发展。其次，克伦威尔领导了多次重大战役，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克伦威尔不愧为英国资产阶级的开国元勋、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我觉得，评价克伦威尔应从总体上观察他是否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不能简单地因为克伦威尔谋求私利、权欲大、征服爱尔兰而否定他，更不能因为克伦威尔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而苛求他。
    对华盛顿的评价，现在已基本上纠正了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的只给予抽象肯定的做法。分歧比较大的是对法国大革命中一些头面人物的评价。实际上，法国大革命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超过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雅各宾专政是法国大革命最深入、最彻底的阶段。罗伯斯庇尔这个历史人物对法国大革命贡献是最大的，也是最突出的。革命风暴前夕，罗伯斯庇尔全力投入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三级会议选举前，罗伯斯庇尔发表了《致阿多瓦人》的革命小册子。革命初期，罗伯斯庇尔以一位公认的群众领袖的身份主办《宪法保卫者》周刊。1992年8月10日起义后，他被选入巴黎公社和国民公会，领导雅各宾派，坚决主张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和抗击普奥干涉军。1793年5月31日到6月2日起义后，罗伯斯庇尔领导雅各宾派政府--公安委员会，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平定吉伦特派的反革命叛乱，粉碎欧洲君主国的武装干涉，在保卫和推动法国大革命向前发展中起过很大的作用。罗伯斯庇尔虽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犯有严重过错，但他不失为法国大革命之中有胆略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至于拉法叶特，过去在苏联和我国史学著述中却几乎无例外地对他作出了否定的结论。这就有必要进行重新研究。事实上，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拉法叶特被巴黎各区推举为刚刚组成的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他担任这一军事要职一直到1791年11月。拉法叶特对这支新型武装力量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影响。作为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首领之一，他在摧毁封建专制的国家机构，初步建立资本主义的国家体制，使法国革命沿着上升路线发展，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尽管他的政治生涯中有着无法克服的污点和罪行，但这不能影响我们认识和肯定他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所起的作用。
    同样，对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布里索也不应该一棍子打死。布里索作为吉伦特派的主要领导人，在革命初期，创办过《法兰西爱国者报》，作好了迎接革命的准备。大革命爆发后，布里索积极赞同革命，并倾向君主立宪派。在吉伦特派执政时期，布里索作为该派领导人，在进一步打击封建制度、宣布成立共和国、抗击欧洲干涉军、保证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等方面，作了一些好事。布里索虽然反对革命深入发展，企图逃走而未遂，但他仍属于有所贡献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导人。
    对于丹东的评价，解放以来几乎照搬苏联史学观点，说他宽容、投降，逐渐变成颠覆共和国的危险敌人，等等。年仅35岁的丹东，后期虽有过政治上的失节，但不能因此一笔抹煞他的历史功绩。丹东参加过1792年8月10日起义。当时凡尔登失陷的消息传来，丹东在祖国存亡、危在旦夕的时刻，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保卫祖国。可以说，1792年夏秋是丹东革命生涯之中最光辉的一页。
    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每个开拓性的历史人物都在历史上有其应有的地位与作用，应该给以应有的肯定。至于后期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著名人物，如俾斯麦、林肯、加富尔、拿破仑三世等人，我们既不能以其功而掩盖其曾有之过，也不能以其过而否定其曾有之功，而应力求给予恰如其分的科学的肯定。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注：《列宁全集》第8卷，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