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述状况相联系，苏联对外政策越来越富于咄咄逼人的攻击性和冒险性。这个集团既是支持苏联缓和政策的盾牌，又不断地强化着病态的地缘政治观念。四面出击，到处伸手，使摊子越铺越大，包袱越背越重，出兵阿富汗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束稻草。
    军事战略与“经济加速发展战略”成为一个悖论，“导弹加黄油”始终难以兼得。应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苏联经济的病状。1971年苏共24大就已正式提出了将整个国民经济转向集约化轨道；1976年苏共25大也提出了发展重工业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经济发展战略。（注：参阅北京大学经研所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中央文件汇编》，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4页。）但是为什么鱼与熊掌始终难以兼得？这是因为在社会化大生产中，高度集中和分层次作出决策，以及计划与市场配置资源是两个相互依存的过程。苏联对国民经济全部运行过程不分巨细的高度垄断，从根本上排除市场机制。其客观效果只能强化已经形成强势的部类，而对弱势部类则几乎完全失去效用。换句话说，它只能在形成一个准战时体制方面显现正向作用。虽然由于整个蛋糕的做大，苏联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在70年代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它与苏联整个经济的规模是不成比例和极不相称的。靠军事实力支持着的民族自豪感和对自身制度的信念，是很容易破裂的。靠人力物力的高投入来扩大再生产和支持经济增长，使苏联在70年代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不得不将经济发展重心由西部老工业区向东部转移。对于经济发展较落后的中亚加盟共和国来说，这本来是一个改善产业布局从而也改善国家民族关系的好事情。但是由于上述根本的经济弊病，这种转移成了一种更不合理的东部资源西部加工业的模式。东部共和国为这种黑洞式的投入和产出付出了更高的代价。这是经济关系影响民族关系的突出事例，也是苏联民族关系趋于紧张的经济动因。
    通过牺牲和忽略第二部类的发展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迅速提升国力，特别是提升防务能力，这是两次大战期间轴心国已经走过的战争经济的老路。（注：包奕诚：《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哪种类型的帝国主义国家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虽然苏联70年代的军备竞赛在程度和表现形式上还不能完全与此相比，但经济运行机制却是极为接近的。在客观效果上，苏联也确实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堪能与美国并驾齐驱。但其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却难以经受和平年代的“冷战”，因为“冷战”的基本特征是“引而不发”，是通过非军事的方式争取实现平衡态。和平时期的军备竞赛使武器的更新换代加快，无法像民用产品那样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其先进性。这种“高投入，低产出”模式特别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的支持，否则苏联很难长期维持与美国的平衡并保持优势状态。因此，当80年代初里根政府上台，推出“星球大战”等一系列战略反制措施时，苏联也就再难以保持这种竞争的后劲。苏联实际上是被它力不从心的军备竞赛拖垮的。勃列日涅夫留给他的继任人的是一个摊子很大但已家道中衰的国家。
    三、战略大三角的形成和苏联的衰败
    在国际战略格局上对中国因素的忽略，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国际战略一个不小的失着。70年代国际战略大三角的萌发和形成，是苏联衰败的另一指征。
    还不能说中国因素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对外关系上已可忽略不计，因为苏美缓和不是针对第三国的宣示，至少在苏联方面是言不由衰的。（注：曾经参与70年代苏美多次最高级会谈的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肯定了上述事实。参见多勃雷宁：《信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327页。）但是勃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把中国看作国际政治中一股有意义的力量，相反他思想上的定势是苏美合作主宰世界。因此，不仅在中苏边境冲突中苏联企图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注：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页。）而且摒弃了1969年柯西金－周恩来北京机场关于两国国家关系原则的谅解。
    如果说，70年代美国在对苏不利的攻守态势中还据有一块有利的阵地的话，那就是“中国牌”。中国因素在美国尼克松以后的数任当政者那里始终被视为西方遏制苏联的重要力量。尼克松明确地表示：“中国是解决俄国问题的钥匙，它是解决其它问题的钥匙”。基辛格更是毫不讳言地说，任何人“都会借助中国加强自己外交上的灵活性”。（注：（美）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切身的战略利益使美中两国跨越了23年的鸿沟，并最终在70年代初期完成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虽然中国对于西边强邻的戒心使两个同一社会制度的国家愈行愈远，但苏联几乎在整个70年代也并未采取任何主动改善两国关系的姿态。它一方面在中苏边境集结了其1/4的地面部队以及大量的空军，同时又向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利益挑战。
    因此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呼吁改善中苏关系的塔什干讲话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充满和解语调的讲话中，他表示苏联从不否认中国存在社会主义制度；从未以任何方式支持“两个中国”的概念；苏联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对中国进行任何威胁，也没有对中国提出过领土要求；苏联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双方可以接受的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注：张宏儒主编：《20世纪世界各国大事全书》，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958页。）这次讲话直接导致了同年10月中苏两国关于改善双边关系的副外长级磋商。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塔什干讲话是一个起点；但在苏联对外关系的态势上，它又是战略进攻的终点，是苏联国力下降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明显症候。苏联此时才痛切地意识到它对世界局势的影响力是有限的，维持世界的均势和平衡，凭借自己的家底已力不从心，必须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当戈尔巴乔夫最终完成苏中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已近这个大国解体的尾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