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法国对华贸易却遭冷落。1844年，在广州进出口的法国船只仅四艘，位于英、美、荷、比之后。上海法租界繁荣和发达程度与英租界相距甚远。1856年，上海法租界商人11人左右（法国人仅7-8人），英租界内，1844年就有50人，1850年增为1750人（注：张群《上海租界略史》，上海1931年版，29页。）。1851年8月14日， 上海各租界颁布第一个关于码头治安和海关税则的条例，道台和各国领事除敏体尼外均在条例上签了字。其中一项规定道：船只只能停靠在英租界前的河面。这意味着剥夺了法租界拥有接纳船只停靠的权利。可见在各租界中法国地位微薄。
    法国官方殖民代表陆英、布尔布隆等均不注重贸易事务。陆英认为，一个领事不应参加商业交易，“我很佩服你的胆量（指敏体尼积极为贸易出力的行为），但不能同意这种行为”（注：CH.麦朋，J.佛兰德，《上海法租界史》，巴黎1929年版，41页。）。外交部尽管对敏体尼表示赞扬，但其有关贸易的报告却留在外交部的文件里无人查看。1853年3月3日，法国新公使布尔布隆从澳门写信给敏体尼，阐明对太平天国采取中立政策的理由。他说：“为了让您了解情况，我还是要告诉您，美国公使直到他离开为止曾再三向我保证，他打算严守中立。如英国确实要干涉的话，我看也纯粹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我们在中国没有这类的利益。因此，中立政策对我们来说……显得重要。”（注：CH.麦朋，J.佛兰德，《上海法租界史》，巴黎1929年版，47页。） 法国所谓“中立”仅为外交的一种幌子，它曾积极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但这却是法国忽视商业贸易的一种明证。
    显而易见，法国在19世纪上半叶与中国外交关系的重心在于通过天主教进行殖民扩张，而非依靠贸易进行殖民侵略。
    二
    19世纪上半叶，法中关系主要以传教“事业”为主线索，法国为何受此利益驱动，并借口宗教纠纷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呢？
    第一，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延伸。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均利用天主教巩固国内统治，维护私有制，并将其作为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废除了天主教会所有经济特权，包括征收什一税和拥有土地的权利，土地收归国家，并将其拍卖，教会的地产落入资产者和富裕农民手中，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取得了硕果。教士从革命前的第一等级降为只领取国家薪金的教士，教会经济基础被彻底摧毁，成为完全从属于国家的组织。从此，教会往往成为某一政府为获得精神支柱、巩固政权而被利用的工具。1799年，通过政变上台的波拿巴认为光靠暴力统治是不够的，必须依靠宗教的力量，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他着手进行教会改革，颁布法令：准许开放在大革命期间关闭的教堂，恢复礼拜日，他本人也常去做弥撒，以表示对教会的友好。为争取罗马教廷的支持，1801年7月，波拿巴力排干扰， 与罗马教皇签订了《教务协议》。协议规定：①天主教承认大革命原则，不再要求革命中已没收的教产和恢复教会的特权；②“天主教为大多数法国人信仰的宗教”，而不是国教；③天主教必须完全服从国家，为国家服务，主教任职前必须宣誓效忠第一执政；④主教由第一执政任命，教皇授权，教士薪水由国家提供，教皇宣布不再以任何方式干扰教会财产的购置者（注：沈炼之《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12页。）。与此同时，波拿巴还宣布新教、犹太教与天主教具有平等地位，教士不再宣誓效忠宪法。波拿巴的宗教政策深得人心，消除了国内的宗教纠纷，彻底粉碎了反革命叛乱分子利用天主教，煽动广大教徒与政府斗争的阴谋，在国内迎来了和平、团结和统一，在国际上则缓和了天主教国家的敌对情绪，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
    另一方面，《拿破仑法典》确立的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使小农在大革命中获得的小块土地有了法律保障。加上新政权发展农业，发展小农经济的措施，小农的处境大为改观，加上宗教感情又得到保护，于是小农站到了波拿巴一边，在保卫法兰西民族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中，农民成了军队的主力。“农民是政权的强大支柱”在拿破仑三世那儿得以继承和发扬。
    对外政策方面，波拿巴力主扩大传教事业。1802年，他曾几次致函巴黎总主教和教皇，陈述其看法，希望法国传教士既对传教事业有利，又对国家有利，并希望在华天主教的传教活动重新活跃起来，消除英国人在这方面的主导作用（注：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65页。）。拿皮仑一世于1806 年发布一道政令：派3名传教士到中国，并发给他们25000法郎旅费（注：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67页。）。
    拿破仑三世仿效其伯父拿破仑一世的做法，甚至更为激进，以期获得教会及其影响下的农民的支持。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还是第二共和国总统时，首先借助教育改革，实施拉拢教会的政策，他令部长法卢于1849年1月组建初级和中等教育改革委员会，草拟有关法令。 该法令规定建立一个可由神职人员担任主要职务的公共教育委员会；神职人员可担任学校教师；承认宗教修会有开办私立学校的权利；“传教许可证”相当于小学教师执教许可证（注：帕里斯《耶稣会士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90页。）。维克多·雨果曾对此表示异议：“这一法令实际上是主张宗教、政府拥有控制教育的特权。”（注：帕里斯《耶稣会士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91页。）但是，国民议会中教权派首脑蒙塔朗贝尔等人的主张占了上风，认为“对于基督教的人民除了用刺刀外，还可用其他方法去恫吓他们。凡是遵守上帝法律的地方，上帝本人就在执行着警察的职务”。另外，“为了使没有私有财产的人养成尊敬私有财产的习惯”，唯一的手段，就是“迫使他们信仰上帝，……信仰那个诅咒不信者永世为贼的上帝”（注：拉夫列茨基《梵蒂冈》，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年版，106页。）。法国政府的目的不言自明。
    拿破仑三世还给予教会一系列政治、经济“优待”。红衣主教成为参议院议员，宗教界人士竟然可以参政。教士享有结社、报刊出版权，并有优厚物质待遇。宗教预算递增，1852年为3950万法郎，1859年增为4600万法郎。教育经费同期则从2300万减至2100万法郎。1852-1860年，教会所得捐赠是半个世纪总和的62%（注：沈炼之《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334页。）。教会学校从1850年的127所增加到1863年的3038所（注：沈炼之《法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326页。）。
    对罗马教廷甚为“关怀”是拿破仑三世的重要“工作”。1849年，他出兵占领罗马，帮助恢复了教皇政权，后将一个师的法军留驻当地，保护教廷，直到1870才撤走。1854-1856年，法国参加的克里米亚战争，其借口为“保卫圣地”，高举所谓“圣战”的旗帜，结果夺回了欧陆霸权。“十八年里，耶稣会成了法国的真正主人。他们增设了机构，发了财，扩大了影响”。因此，他们称赞“拿破仑三世在克里米亚战争时维护了宗教，以此重现昔日十字军东征的美好时光。克里米亚战争被看作是罗马远征的一个补充，受到全体神职人员的庆贺”（注：帕里斯《耶稣会士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