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外交重新取向的标志之一，意味着澳美关系将发生重大变化。澳美关系变化的深层原因，归根到底，是英国实力的削弱导致澳大利亚自虞难保，不得不投向美国怀抱，寻求美国的庇护。英军在新加坡临难而降，麦克阿瑟在巴丹顽强抵抗，这使澳大利亚人痛切地感到“英国已经尾大不掉，再也无力保护他在太平洋上的自治领了，英国的主要力量必须用在欧洲、大西洋和中东，澳大利亚必须用他能抓到的一切，通过与任何可以给予援助的强国--当然尤其是美国，结成最亲密的关系的办法，来增强自己的力量。”（注：刘同舜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0-1951》，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1页。）
    至于美国政府的态度，按照1941年初英美参谋会谈规定的“大西洋第一”的战略原则及英美对各自负责的战区划分，其作战范围并不涵盖澳大利亚，因此罗斯福对柯廷未经事先磋商就单方面发表澳美关系的声明感到大为恼火。他告诉澳驻美大使凯西说，“美国对澳政府的奉承是不会领情的，恰恰相反，它只会引起恐慌和不忠。”（注：米纳：《战争与和平中的澳大利亚》（T.B.Millar,Australiain Peace and War），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47页。）
    然而，随着新加坡的陷落，美国对远东的态度起了变化。美国准备在远东及西太平洋地区承担责任。首先，自从1942年3月1日美英荷澳战区瓦解以后，英国势力已从远东退往印、缅一线，日本的占领只是暂时性的，远东太平洋已形成巨大真空；其次，在英荷从东南亚退出后，美国在该地区的行动再不具有“保卫英帝国利益”的性质，因而美国在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担起防御责任，符合美国的战后利益。1942年3月9日，罗斯福致电丘吉尔，宣称：
    “美国将承担起在太平洋地区的全部作战责任。整个地区的陆、海、空军作战方面的决议将由美国三军参谋长在华盛顿作出。华盛顿还将设立一个由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属东印度和中国组成，并由美国人主持的有关作战事务的顾问委员会。
    中间地区从新加坡延伸到包括印度和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利比亚以及地中海，将由英国直接负责。所有这个地区的作战事务将由你们来决定。……”（注：威廉·哈代·麦克尼尔著，叶佐译：《美国、英国和俄国：他们的冲突与合作1941-1946》，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40页。）
    至此，澳大利亚在战略上寻求大国庇护的愿望同美国向西推进的战略利益完全契合在一起，英澳传统关系为澳美关系所取代。
    二、澳大利亚和美国在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密切合作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的消息刚传到菲律宾，日军地面先遣队就在菲律宾吕宋北部阿帕里和维甘两地实施了小规模的试探性登陆，12月12日，日军一支分遣队在吕宋南端的黎牙实登陆成功，22日，本间指挥的日军主力4.5万人开始从马尼拉西北仁牙因湾登陆，美军虽顽强抵抗，但握有绝对的海空优势的日军仍进展神速，美军最后退守巴丹半岛。情势显示，菲律宾行将不保。1942年3月，麦克阿瑟将军乘坐一艘破旧的鱼雷快艇穿越日军海上封锁线，来到澳大利亚，准备以澳大利亚为基地，组织澳美联合力量反击日军，这标志着澳美两国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这个阶段澳美关系的重大变化具体表现在：第一，鉴于英国力量的削弱且身陷欧洲战事的泥淖而自顾不暇，英国无力履行战前一再声明的保护澳大利亚的承诺，澳大利亚对英依附关系的国防前提已经丧失，寻求大国庇护的外交努力转向了美国，传统的对英依附关系被对美依附关系所取代；第二，面对日军席卷太平洋、囊括东南亚之势，英帝国实际上在远东已无心恋战，英荷从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收缩甚至退出，使该地区形成势力真空，美国急切地想要填补这个真空。在这两个大背景下，澳美双方进行了密切的战时合作。特别是1941年形势最危急的时刻，是两国外交史上关系最密切的时期，被称为“蜜月期”。在这个阶段，澳大利亚与美国精诚合作，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首先，美国兑现了保卫澳大利亚的承诺。这是战时澳美关系的前提和基础。
    在澳本土防御问题上，美国采取的重要步骤，就是重新划定战区。1942年4月，美国将远东太平洋地区划分为三大战区，即太平洋、西南太平洋和中-缅-印战区。西南太平洋战区包括澳大利亚、所罗门群岛、荷属东印度（苏门答腊除外）和菲律宾。早在3月17日麦克阿瑟从巴丹来到澳大利亚时，就被宣布为当时尚未划定的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司令官。但美方与澳大利亚政府进行了充分的磋商，直到1942年4月19日，麦克阿瑟的权力范围才予以宣布。
    当麦克阿瑟初抵墨尔本时，数以千计的群众雀跃欢呼，沿途热烈相迎。可是，麦克阿瑟发现，“这鼓舞人心的欢迎场面却掩饰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七百万澳大利亚人的绝大部分存在着危险的失败主义”。（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页。）据披露，澳大利亚陆军参谋部的官员们划定了一条“布里斯班线”，他们从布里斯班大致沿着达令河，途径东海岸，直达南部滨海的阿德莱德。这是他们要誓死保卫的一条线，一俟日军侵入本土，澳军将退守“从布里斯班至阿德莱德一线之东南部地区”，（注：罗素·华德：《澳大利亚20世纪史》（Russel Ward,A History of Austral-ia:the Twentieth Century）哈珀和劳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256页。）这意味着澳准备把3/4的国土拱手让给日本人。而在这个所谓的“布里斯班线”的背后是四、五座最重要的城市和大部分的居民点，它是澳大利亚的心脏和腹地。麦克阿瑟决定全盘放弃这个计划，移师千里之外的巴布亚东部，利用新几内亚境内崎岖高耸的欧文·斯坦尼山脊截击日军，把澳大利亚的保卫放在澳大利亚境外进行，即以“前哨防卫”取代“本土防卫”，这个决定使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精神振奋。就连日本人也大吃一惊，驻守腊包尔的日本东南舰队高级参谋官俊一小前说：“1942年春天，日本意想不到麦克阿瑟会进驻新几内亚，并以此保卫澳大利亚。”（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页。）
    澳大利亚的本土防御最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麦克阿瑟的境外防御战备取得了实质性的战果。1942年，美军先后取得中途岛和珊瑚海海战的胜利，日军入侵澳本土的危险已基本消除。1943年，美澳在新几内亚境内险峻的斯坦尼山脊反击来犯日军取得决定性胜利，日军攻占莫尔兹比港，威胁美澳之间交通线的企图彻底破灭，不仅澳大利亚的外围防御已经相当牢固，而且盟军在西南太平洋地区已处于对日反攻态势。二是1942年2月9日至3月4日间，日本陆海军在是否攻占澳洲问题上出现了战略分歧。日本海军方面，无论军令部还是海军省都强调对澳洲采取积极行动，主张应该攻占。陆军则坚决反对，认为“用比开战以来投入南方的全部兵力还多的兵力，遽然进攻海上远隔4000海里的澳洲，这是荒唐透顶的作战，显然超过了日本国力的限度。”最后陆海军达成了妥协，即“谋求通过不太消耗国力和战力的局部积极作战来切断美澳之间的联系，孤立澳洲”。（注：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21-522页。）日军实际上放弃了攻占澳洲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