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新协定首先表明了两国政府对本地区战后国际安排的立场和态度，“两国对结束现有敌对行动的一切准备工作以及战后的安排都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应派高级代表参加任何计划或进行停战工作的机构，以保护两国之利益”（注：格伦·巴克莱：《高层朋友：1945年以来的澳美关系》（Glen St J Barclay,Friends in High Places:Australian--American diplomatic relations since 1945），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两国对使用太平洋上的敌方领土是“利害攸关的”，向任何第三国转交这些领土的主权“只有得到他们的同意才能生效”。这不仅直接针对大国的战后安排，而且明显地表达了独立主义的倾向。美国对澳新协定颇有微词，指责“协定中的合理条款被其他条款的狂妄自大给玷污了。”（注：米纳：《战争与和平中的澳大利亚》（T.B.Millar,Australiain Peace and War），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55页。）澳新协定是一次真正的“背叛”，它“使得华盛顿颇为恼火，因为美国原设想由它来单独分配太平洋战争的战利品的；也使得伦敦老一辈人不寒而粟，因为他们觉得澳新的自主行动威胁到英帝国的前途”。（注：克劳利：《现代澳大利亚文献汇编：1939-1970年》，第2卷（F.K.Growley,Modern Australia in Documents,1939-1970,Vol.Ⅱ，）墨尔本华伦出版公司1973年版，第94页。）
    诚然，战时澳美两国的矛盾与分歧是次要的，两国之间的密切合作才是澳美关系的主流。战争结束后，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呈现出向英联邦传统关系回归的趋势，澳美关系一度有所恶化。然而，随着冷战的兴起，澳大利亚再次投入美国怀抱，成为美国在全球推行遏制主义策略的一员小将，先后追随美国在亚洲打了两场“热战”，共参加了10次战役，其中朝鲜战争中有3次，越战中有7次。尽管越战后，澳大利亚外交呈现出独立的趋势，但太平洋战争以来所形成的澳美联盟关系基本未变，而澳大利亚寻求美国庇护的依附外交政策也得到历届政府一以贯之地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