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澳总理柯廷与麦克阿瑟将军私人交情甚厚，他们的友谊成为太平洋战争史上的一段佳话。
    麦克阿瑟到墨尔本后不久，就前往堪培拉与澳工党政府总理约翰·柯廷会晤，柯廷对于美国决定以澳大利亚为反击日军基地，倍感振奋，双方达成了“通力合作，坚持到底”的共识。柯廷将全部澳军交由麦克阿瑟统一指挥，两人经常会晤，共同磋商。据载，除了澳大利亚总理柯廷外，麦克阿瑟很少与别人有密切的私人交往（注：傅雁南：《桀骜不驯--麦克阿瑟》，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97-99页。）。柯廷曾说：“您（麦克阿瑟）与澳大利亚政府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必用任何文件根据来支配，您一定意识到西南太平洋地区所建立的地位却正是这样支配的。……澳大利亚政府对您处理的事务始终是给以最大的信任，并且高度赞赏您以有限的资源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果。”11月23日，柯廷在全国性的广播讲话中再度提及“麦克阿瑟将军的高度政治家的气概”，“我们的思想完全一致。”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深孚重望，他常常举行记者招待会，应邀到议会发表演讲，因而迎得了澳大利亚各界人士的尊敬。总督高里勋爵卸任时曾致信麦克阿瑟将军：“我深知您和我们的首相以及各部长之间的融洽关系。在澳大利亚部队中，不论军衔、军种，所有的人都很敬重您，信赖您。”（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
    再次，澳大利亚为美军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双方经济上的合作十分密切。战争期间，数十万美军进驻仅有七百万人口的澳大利亚，美国陆军部的指示是“尽可能利用当地的资源”。1942年末，从美国运去的给养还不足10万吨，其余物资都是自给自足的。据估计，1942年下半年，盟军所需资源的65%-70%是由澳大利亚提供的，同时还给邻近的南太平洋战区运送了大量资源，其数量超过美国运往西南太平洋地区的补给。“事实上西南太平洋并非美国负担，而是自给的。”（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90页，第48页。）美国根据租借法向澳大利亚提供了大约3亿美元的援助，而澳方向驻澳美军提供的资源几乎与此相等。战争结束时，澳大利亚是盟国中唯一不欠美国债务的成员。
    总之，1941年美国帮助澳大利亚防御日军的进攻，并不是柯廷政府的外交拉拢，也不是澳美两国之间天然的亲和性造成的，而是因为澳大利亚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反击日军的最适宜的基地和跳板。“美国根本不是真正想要帮助澳大利亚，而是要利用澳大利亚，在利用它的同时，也附带保护了它的安全”。（注：米纳：《战争与和平中的澳大利亚》（T.B.Millar,Australiain Peace and War），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61页。）战时澳美两国接近的根源还在于：澳美合作既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也符合澳美各自不同的战略利益。澳大利亚只有仰赖美国的强大保护才能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美国保卫澳洲大陆，是盟国对日战略的需要，澳大利亚是盟军发动对日反攻的不可替代的战略基地之一。这是澳美战时合作的基础，也是两国外交的契合点。
    三、澳美在战后利益及其它安排上的立场分歧
    应该看到，战时盟国间的冲突与磨擦早已存在，只是在法西斯还很强大，反法西斯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的情况下，各国政府能够相互宽容，因此矛盾与冲突也就容易化解。战争初期，盟国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小国对英美垄断战略决策权的愤慨与不满。1941年12月至1942年3月，围绕美、英、荷、澳战区及有关作战问题，美英荷澳之间首次出现了分歧。
    1941年底，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决定成立美英荷澳战区。从表面来看，盟军在远东统一指挥，协调作战，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英美在决定成立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时，事先并没有同荷兰和澳大利亚方面磋商，这自然会激起荷澳两国政府的强烈反感。1941年12月27日，柯廷曾宣称：“澳大利亚政府把太平洋战争看作为主要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和澳大利亚应在民主国家确定作战计划方面充分发表意见。”（注：克劳利：《现代澳大利亚文献汇编：1939-1970年》，第2卷（F.K.Growley,Modern Australia in Documents,1939-1970,Vol.Ⅱ，）墨尔本华伦出版公司1973年版，第49页。）事实上，英美却将澳大利亚和荷兰拒之门外。12月29日，丘吉尔向柯廷解释说，成立美英荷澳战区的“这个决定是美国人作出的”，“总统和美国参谋人员都认为这个决议是万分紧急的”。（注：马丁·吉尔伯特：《胜利之路：温斯顿·丘吉尔1941-1945》（Martin Gilbert,Road to Victory:Winston S.Churchil），伦敦，C和T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33页。）丘吉尔把矛盾的皮球踢到了美国人一边。
    1942年2月10日，为缓和乃至消解澳大利亚、荷兰等国的不满，盟国在伦敦设立一个作战委员会。日军的神速推进已使澳大利亚处于对日作战的最前线，澳政府有理由参加盟国重大战略的决议过程。澳外长伊瓦特博士早就对英美主宰战略决策的局面感到厌倦了，无论在伦敦还是华盛顿，他常发现自己被置于战略咨询的门外。为了能够参与战略决策，伊瓦特博士访问了伦敦和华盛顿。在他的坚持下，1942年4月1日成立了第二个太平洋作战委员会，地址设在华盛顿。罗斯福亲自出任主席，中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都有代表参加。设立两个太平洋作战委员会是对太平洋地区一些愤怒的国家，特别是对澳大利亚的让步。实际上不论英国或是美国都不愿把战略方面不易作出的重大决定提交这些小国，受它们的审议、批评和阻挠。因此在整个对日战争期间，“澳大利亚和所有其他小国对重要的战略总是只能发挥有限的影响，好象是从舞台边厢说话那样。”（注：威廉·哈代·麦克尼尔著，叶佐译：《美国、英国和俄国：他们的冲突与合作1941-1946》，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41页。）开罗会议是又一个例证。这次会议澳大利亚既没有代表参加，事先又未得到过任何磋商，再度被拒之于重大决策之外。
    1943年以后，随着战争形势发生变化，各国开始考虑战后利益分配问题。在战后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安排上，澳大利亚准备争取应得的利益，并不顾开罪英美两大国之后果，工党政府希望澳大利亚能扮演一个“太平洋主要国家的角色”。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开始接近，共同推动了区域性合作的进程。澳外长伊瓦特说，澳新认为“两国就西南太平洋事务作出计划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已经步入一个确保取得战争胜利和战后稳定的新阶段，总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政府认为，为战争后太平洋地区的安排订出了一个计划，避免胜利果实丧失，这是完全必要的。”1944年初，两国政府在堪培拉签定了“澳新协定”。新西兰总理弗雷泽认为澳新协定“标志着太平洋自治领的政治发展中两国政府的一个新的重大步骤。”（注：尼古拉·曼塞：《英联邦事务概览1939-1952》（Nic-holas Mansergh,Survey of Commonwealth Affairs,1939-1952），牛津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