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的政策反应
    针对东北亚在1895-1903年出现的国际变局美国做出的政策反应是：（1）倾向日本挑战中国并充当“调入”角色，坐食渔人之利；（2）阻击俄国， 提出“门户开放”宣言；（3）加入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但又重新回到门户开放政策， 寻机交易；（4）支持日本挑战俄国。
    1.扮演“调解人”的角色。“因为地理位置、国际政策和商业利益的关系，美国政府无论是和日、中的冲突，还是和西方列强在亚洲贸易及领土上的野心，都是远不相涉。美国所最希望于远东的就是和平，因为对他们来讲，战争乃是贸易的妨害。他们希求在那些地区日益滋长的欧洲势力能够受到遏制，因为欧洲在亚洲的扩张乃是门户开放的威胁。”[10]（P415） 美国早期对东亚的认识的确如此， 但是理由却是自我粉饰之辞：第一，资本主义的贸易与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战争并非对立之物，美国绝不是吝惜使用武力的国家，在亚洲和平手段也不是一贯的，而且直到此时，令欧美列强有利可图的“贸易”恰恰是伴随着对亚洲国家的战争而取得的；第二，“门户开放”是美国对东亚已经被列强瓜分的形势提出的对策，是美国用来“威胁”列强试图关闭势力范围政策的对策；第三，该政策的提出是利己的，而不是利他的。调人地位需要实力，调人的目的是实现自己的利益、建立新的东北亚国际格局和帝国主义扩张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美国走向世界的重要跳板。
    美国外交政策开始出现东北亚区域特征的政策，因为此时、此地，它的区域性利益开始增加，面临的区域冲突和新的国际格局。丹涅特称：“美国同东方各个民族，同日本人、中国人、朝鲜人的关系，从来不是分别发展的，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发展的”，“美国并不是对一国有一种政策，对另一国又有一种政策。在原则上，政策一直是相同的；政策的后果不同，乃是因为民族的不同的缘故。”[10]（P1） 丹涅特在这里所说的“东方”正是这个时期被纳入国际体系之中、登上国际舞台的“东北亚”。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也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随着不同的时局变化而变化的。在内战之前，美国的重要的和主要的对外关系对象是欧洲和美洲，东方在其总的国家利益中的位置是微不足道的；美国政府甚至将其对华政策交给了一些无足轻重的人[2]（P13），美国驻华公使甚至“没有从华盛顿得到过具体指示，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政府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漠不关心。这些公使本身也是一伙最容易被遗忘无足轻重的人，他们对中国毫无影响。”美国的历史学家查尔斯·E.诺伊称：一般说来，对于政治家和美国人，亚洲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遥远的地区，仅仅是遍及世界的商业帝国的一部分；国务院对其远东的代表也极少给予指导，以至于他们经常自作主张，如1856年一名海军军官在广州为了报复一艘美国船只受到中国炮台的炮击，擅自连续四日轰击广州海岸，夷平了五座炮台[11]（P159）。美国总统皮尔斯并不认为美国在此时此地的利益已经达到需要美国使用武力的地步，于是斥责了这位军官。
    在早期与东方的关系中，美国的主要利益多集中在广州、上海，美国涉华人群的概念中，这里就是“中国”，中国就是东亚。所以“东北亚”的区域意识还没有出现在美国的政策制定者的思维当中。但是到了甲午战争时期，美国在日本、朝鲜、中国的东北的利益有所增加，尽管还算不上“大规模”，可也足以引起政府的关注了。特别是俄国加速在“东亚”扩张势力，将东亚的国际关系的中心由南向北转移，出现了东北亚问题。
    2.格局的变化、利益的增加让美国投入更多的注意力。甲午战争中美国采取了同情和帮助向“华夷秩序”发起挑战的日本的政策，以摧毁东方旧的国际秩序。1894年10月北洋水师覆灭，战火也燃烧至中国东北境内，当形势向有利于日本转变时，英国倡议国际调停，美国是唯一的“阻止欧洲列强对日本进行干涉的”国家[11]（P2）。美国认为，“应当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靠干涉实现和平，那种和平是不会持久的。唯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同世界融洽相处，只要清王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6]（P131）。 随着日军向京畿地区逼近，清政府急于在山海关被破之前媾和，于是在1894年11月再次向列强呼吁调停。而这一次美国却是唯一响应的国家，11月6日训令驻日公使向日本递交了希望调停的照会。乘胜追击的日本正试图扩大战果，以增加在终战谈判中的筹码，婉言拒绝了。不过美国并没有放弃斡旋，因为发生在东北亚的这场重大变故，是美国最佳的插手机会。所以，美国驻华、日公使馆一直肩负着为两国传递信息的义务[12]（P385）。1895年4月17日签订中日《马关条约》。 正当日本试图“蛇吞象”时，久已蓄谋鲸吞东北亚核心地带的俄国协同法国和德国向日本发出战争威胁，要求日本“决然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有”[6]（P151）。日本自忖已无再战之力，5月才被迫“还辽”。 美国在此时却再次表现了体恤日本的态度：“国务卿已经同意在于局外中立不相矛盾的范围内”援助日本“反干涉”，而且已训电驻清美使劝告中国政府从速批准和约”[6]（P152）。
    “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俄国意识到东北亚格局的玄机和即将到来的与日本的激烈竞争，于是趁势加紧了迈向满洲的步伐：成立了“中东铁路公司”和具体运行公司的“华俄道胜银行”，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一系列的旨在垄断满洲的政治、经济、军事和行政管理等方面权利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则更加明确了在东北亚扩张的线路图：向英美靠拢，牺牲中国、朝鲜，攻击俄国及其同盟者。
    3.积极的“参与者”。甲午战争后日、俄双方都希望和美国利益发生这样的牵连，以便于一旦危机发生的时候，美国会倾向于自己一方[10]（P427）。此时美国的决策者对于东北亚的政策虽然有所转变，但是还是十分谨慎的，极力避免在利用他人的时候反被利用，被卷入并非保障本国利益的纠纷甚至战争中。为了打消在夹缝中生存的朝鲜人的误解--幻想美国人总有一天会给朝鲜以帮助，美国政府给自己在朝鲜的公使指示“干涉朝鲜内政并不是你的职责以内的事”；当该公使不能保持在朝鲜的“绝对中立”时，美国政府就及时地将他撤换了。谢尔曼国务卿指示新任公使说：“东方的敌对目的和利益会在朝鲜找到一个方便的逐鹿场，作为绝对中立方的美国及其代表，应该不要说可以被解释为有违于任何关系国之嫌的话，或是做任何这样的事。这类言行不仅本身不适当，而且会有不良和不幸的后果，致使朝鲜人本身在朝鲜统治者所采取的一切内政政策的目的上，视美国为他们当然的，和唯一的与国。”[10]（P428-429）。而俄、日两国却建立起来“俄日协商”路线， 签署了《俄日关于朝鲜问题备忘录》和《西一罗森协定》，共同主宰东北亚事务，进行排他性的“分赃”外交活动。美国人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利益尽管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但是已经处于不断增加的趋势。1896年，美国国务卿奥尼尔命令驻华公使田贝“要使用一切适当的手段扩大美国在华的商业利益”[13]（P104）。正当俄国取得“中东铁路”的建设权及相关的独占权利的时候，美国的几家大型公司联合组成了“华美合兴公司”，向清政府提出承揽中国东北铁路工程，其路线和建设意图几乎与“中东铁路”完全相同[3]（P79,P97-98）。激烈的竞争导致俄国满洲铁路的项目一时搁浅。不过俄国没有放弃，而是利用“隐秘”的手段终于使“中东铁路”的一切计划付诸实施，之后又独占了旅大。美国在以后投资中屡遭败绩，相关的工商业集团和一些政治家“意识到俄国是美国投资事业的严重障碍”，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措施抵制俄国在东北亚的垄断行为[14]（P125-126）。可见， 美国在东北亚虽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但相对俄、日的势力来说，还远不是主导因素。外交决策者和少数人已经意识到的，但缺乏国内足够的动力和国家力量的支撑的“潜在利益”，美国的外交决策者决定尽可能地用外交的手段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