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策反应的根据
    美国为什么会制定和执行这样的政策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其国家利益的反映，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之一，是执行国家发展战略过程的一个方面。国家利益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础，发展战略是建立在对本国的国家利益的认知基础上的，不同的国家利益的“认知”决定不同的战略，也就产生不同的对外政策，并最终形成于决策者的认知。而这种认知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国家利益本身的内容也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的状态，所以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必定是动态的。
    1.驱动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力。此时美国正从独立的殖民地国家走向帝国主义行列，他的步骤基本上是随着其国家实力发展的节拍行进的。
    经过内战后的“重建”，美国的工业产值已经超过了农业产值，成为工业化的国家。这个时期的美国经济发生了深刻的质变。“生产的集中已经达到巨大的规模。据估计，1900年美国已经有185个托拉斯。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美国有23.5％的工业企业属于这些托拉斯所有，在这些企业中工作的美国工人占全美国工人总数的70.6％。经济地位决定政治倾向，当这些工人的经济利益紧紧地同垄断企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垄断企业的收益兴衰，直接影响他们的生计的时候，他们就会关注垄断企业的兴衰，就容易接受任何能使企业兴旺的政策和措施，就会相信那些简单、容易传播的关于萧条的解释，尤其是在他们由于没有受到科学理论的启发和教育，因而不能够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运行原理，而处于“不觉悟”的状态的时候，他们就更容易接受关于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帝国主义”理论的阐释，他们也就不自觉地成为了帝国主义政策的支持者。因此在各种选举中的选票的去向就可想而知了，那么由选举决定的政策决定元素的政治倾向性也就明确了。仅在1898-1901年的三年期间，美国的垄断资本就增长了一倍多，垄断不仅席卷工业，而且遍及交通运输及银行业，金融资本甚至将美国的农业置于其控制之下。列宁指出：“谁掌握着银行，谁就直接掌握着美国三分之一的农户，也就间接地统治着这些农户的全体群众。”
    垄断资本通过美国制度结构、机制影响着美国的舆论、选举过程和结果、议员、部长、总统，影响着政策的决策者，使得垄断资本的利益极大地渗透到美国国家利益结构之中，并且极大地影响了决策者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认知，使得美国的内外政策基本上反映的是垄断资本的需要。“垄断资本投资提出自己的国会候选人，并花上成百万的美元保证他们当选。这是一种有利的投资形式。因为国会议员们会竭力维护帮助他们当政的那些人的利益。”[18]（P7）“垄断资本会利用国家结构保证其资本在国外获得有利的地位，他们决定着美国内政外交的性质和方向。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倾向占了上风。这种倾向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远东。在这个地方美国的主要目的是确立它在太平洋与中国的统治。”
    不同的利害关系驱动美国采取不同的政策及行动。正是由于美国国内的经济、政治形势，决定了美国的远东外交政策的性质和方向--开拓资本市场。由于美国资本对市场的要求此时已经真切地超出了北美的范围，也超出了拉丁美洲的范围，开始向门罗主义的域外发展，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便被定位为寻找这样的市场，并保证美国的资本要在这个市场中获利。这类市场在世界上大致存在两种：一种是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如在欧洲和欧洲早已经开发的殖民地；另一种是帝国主义正在争夺的前资本主义国度和地区。对所要开拓的市场的要求是：（1）最好是与美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制度和规则接轨，只有这样美国资本才能够驾轻就熟，轻松获利；（2）最好是由美国独占的，垄断所带来的高额利润符合资本的本性；（3）如果国际形势和条件不允许美国独占，也要拥有美国部分独占的市场；（4）即使无法实现各种形式的独占，至少要使这个市场是“开放”的，是美国可以自由进入的，而非任何力量独占的。美国国家力量要竭尽一切手段--和平的、武力的手段保障上述目标的实现。美国此时此地所面临的就是这第四种形势，所以才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该政策的出笼并非“明确宣示”“美国将全力以赴投入帝国主义在华的角逐和竞技”[13]（P23），而是相反，美国由于在东北亚的利益显然没有占据其国家利益结构中的重要位置，因此在这里的政策只能处于其对外政策的边缘地位，所以表现在国家力量在此方面的投入不足、态度不够坚定。
    2.美国在东北亚的经济利益。美国在东北亚各国中的经济利益增长也是不平衡的，主要在日本和中国，而且对日本的贸易和投资一直是超过中国，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也可以说明美国政治倾向性中的经济因素。
    1895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的绝对数额增长很快。在90年代前几年对华出口一直在每年400万美元左右徘徊，到1896年跃升到690万美元，1897年增至1190万美元。不过这种增长相对于美国在日本的贸易在比例上相差甚远：1896年美国对华贸易总额为28944937美元，对日为33226723美元；到1897年对华贸易额增加到32325295美元，而对日贸易增长到37265234美元。对华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占很大比重，到1899年，对华出口的工业品已占美国对华出口总额的90％，达1300万美元。其中，棉纺织品对华出口1895年为174万美元，1897年达749万美元，1899年增加为1000万美元。其他如煤油、面粉和钢铁的出口也逐渐增多。中国东北是美国商品、尤其是棉纺织品出口的重要市场，向中国出口的棉纺织品的80％以上是销往中国东北的。牛庄是美国商品入境东北的主要港口。尽管到20世纪初美国在中国东北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其他国家，足以引起美国对该地区的政局的关注，但是即使有所增长的全部对华贸易额，整个19世纪90年代在美国的总出口额中也始终只占1.1％左右[14]（P118）。
    美国在华投资占中国外国资本的9％，占美国对外投资的3％；美国的投资重点在上海，超过了其在华投资一半以上，其他分散在广州、天津等地，主要分布在金融、航运业[19]（P185），并且美国在华的微薄投资中，有20％是用于宗教事业。至1902年美国在华的投资，虽有明显的增长，但也只占美国海外投资总额的1.2％[13]（P4）；外国在中国取得的铁路租让权共7500英里，美国只占有300英里。这大体反映了美国在华投资市场上的劣势地位[14]（P119）。在朝鲜半岛，占据主导地位的日俄双方也都在争取美国，鼓励美国在朝鲜半岛上投资。美国一家公司在朝鲜得到了开采一处金矿的特许权；1896年4月在俄国的同意和帮助下，美国人又得到一项修建从济物浦到汉城的铁路合同，“继而日本资本家又呼吁美国在日本的保证下向朝鲜投资”[10]（P427）。当然，这些利益相对于俄日在朝鲜的利益来说是极其微不足道的。
    这样的份额是很难在外交政策中取得优先关照的，尤其是当时被视为拥有重大利益所在的拉丁美洲、菲律宾、欧洲的变局吸引了美国有限的国力的时候。以约翰·海为代表的当时美国外交决策者都对美国在中国或是在东亚的利益所能推进的程度不抱幻想，认为这些利益早已存在了，而且有可能发展得更大，但是终归不属于那种关系重大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值得给予适当的外交方面的支持，但是还不值得冒与任何一个大国交战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