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美国“国家利益”结构中的东北亚位置。在需要捍卫的国家利益中，众多“利益项”的地位也是不同的，需要采取的“行动反应烈度”--手段也是不同的；捍卫“利益项”所需要的代价是有层次的，它们的“价格”不同。国家投入何种力量（是外交的，还是武力的），在于综合的利弊权衡。
    一个世纪后的美国人就为自己的众多利益明确地分出了层次。1996年“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完成一项报告《美国国家利益》，2000年该委员会又发表一个《美国国家利益》报告[20]，认为美国当前的国家利益表现在四个层次。可以说，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任何一项利益都可能被认为是“根本利益”，促使国家投入武力。“国家利益报告”所反映的美国显然不同于一个世纪前的美国，其国家利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美国显然不存在“物质利益”方面的危机，所以它将“安全利益”中的同盟安全和环境安全视为“根本利益”或“至关重要”的利益。作为首先考虑的利益。而在当初美国虽然没有如此清晰的“国家利益”解剖图，制定对外政策时也许并不这样条理化，但是，可以说美国当年的政策制定者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判断和实现路径，他们当时所定的政策便是体现。当时美国在东北亚的利益主要是贸易、投资和潜在的商品倾销市场，而当时这些利益无论在量的方面，还是在决策者的认知当中，都显然还没有在“国家利益结构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因此决定了美国当时的政策只能是“不坚定”的和得不到国家力量倾注全力的支持。但是，此刻美国在此地区的利益也绝非微不足道，而是逐渐增加，因而美国对东北亚的“高度关注”的态度往往可以率先体现在一些决策者、少数政治家或少数利益相关者的认识和言论之中，而不是体现在国家的行动之中。在东北亚那种由国家坚决的行动支持的国家利益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真正出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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