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君士坦丁基督教的其他政策
    君士坦丁312年统治整个西部后，进一步推行扶植基督教的政策， 使基督教的势力和影响迅猛发展。
    313年君士坦丁致信给一些省督，要求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保护基督教。 他写信给非洲总督安努里努斯说：“我们希望，凡属教会的东西，无论在城市或其他地方，你应促使它们立即归还教会；”“凡以前属教会所有的花园、建筑物等赶紧退还，越快越好”。[4]（23） 他又给迦太基主教加西连写信，发给“合法的、最神圣的普世宗教的某些特殊神职人员薪金”。[4]（23） 他在另一封给非洲总督的信中说：“神职人员应完全免除一切公务”。[4]（25） 在给安努里努斯的另一封信中又说：“轻视这种宗教将会给我们公共事业造成极大的危险，但如承认其合法性并保护它，将会给罗马带来最大的繁荣，给全人类事业以特殊的幸运”。[4]（25）
    公元317年后，他将国内钱币上异教徒的雕像逐个的除去，直到公元323年，货币上只剩下一些无关宗教的铭刻了。[5]（864）
    公元319年，君士坦丁下令非洲行省长官豁免神职人员赋税， 同时授予主教释奴权。[6]（283）
    公元321年，他又规定教会可以接受人们所捐赠的遗产和遗物，[6]（283） 同年发布礼拜日停工的命令，并规定城市居民在礼拜日不得照常工作，必须到教堂做礼拜。[6]（284）
    324年，当君士坦丁战胜李锡尼而统一罗马全境后，更大力扶植基督教， 政府官员大部被改为由基督徒担任，同时规定凡信奉其他宗教的官员不得参加神庙活动，并且禁止强迫基督徒参加异教祭祀。这时，尽管君士坦丁仍被罗马帝国元老院尊奉为神明，并保持着罗马多神教的“至高祭司”的头衔，但他却开始从各方面削弱其他宗教。他禁止修复被毁坏的神殿和树立新的神像，特别是330年君士坦丁堡建成后，他又把各地神庙的塑像拆除，运到君士坦丁堡装饰城市，并停止建造新的神庙。在君士坦丁的影响下改信基督教成为一时的社会风尚。即便是许多上层人物，他们鉴于基督教神职人员享受种种特权，也纷纷皈依基督教，以取得神职人员的身份。
    在君士坦丁的支持下，在罗马、耶路撒冷、亚历山大、伯利恒及其他城市，一座座大教堂拔地而起，而各教堂亦多附有地产以维持教士生活。[7]（25） 君士坦丁对于基督教发展影响深远的措施还有君士坦丁堡的修建。330年， 君士坦丁堡被正式建为首都。自此以后，罗马帝国的中心便坐落在一个异教影响和传统甚小、而基督教势力最强大的地区之内。
    君士坦丁不仅在物质上对教会宽宏大量，而且在司法上使教会享有“治外法权”，即教士犯法，应由教会法庭处理，在教会法庭不予受理，或处理不当时，政府法庭才能过问。[7]（25）
    君士坦丁还发布许多有关基督教习俗和情感的法律。例如：废止钉死在十字架的惩罚以及对某些罪犯身上打烙印的做法。[8]（433）
    君士坦丁授意其才华出众的大儿子克里斯普斯接受正统的基督教教育，并选择当时最有口才的基督教哲学家拉克坦提乌斯来担任他的老师。[9]（413）
    君士坦丁在大力扶植基督教的同时，十分关注基督教的神学和教派纷争。在他看来，教会必须是统一的，教会分裂必然冒犯上帝，因此君士坦丁高度关注教派纷争，防止教会分裂。
    君士坦丁从313年到4世纪20年代早期的一系列信件，很多内容涉及到北非的多纳图斯教派的分立。[8]（432） 这一派坚决要求剥夺凡是在基督教徒遭受迫害时期将《圣经》交给异教纠察的那些主教者的圣职和权利；经由他们主持举行的洗礼，授职也均属无效等等。与多纳图斯教派对立的是凯西利安派，这一派在罗马皇帝迫害教会时是投降派，曾上缴《圣经》。但在311～314年间，凯西利安担任该派主教，并对未叛教的多纳图斯派进行打击。两派因抢夺教会财产，造成教会分裂。君士坦丁指示教会在高卢的阿尔斯召开宗教会议（314年），这次会议，按照君士坦丁的意旨谴责逃避兵役的基督徒并支持凯西利安。由于多纳图斯教派拒不服从皇帝的决定，于是君士坦丁决定没收多纳图斯教派的教堂，驱逐其主教（316年）。结果，北非出现了暴力和混乱，持久的混乱引起皇帝的不满，君士坦丁在321年发布命令要求教派和解。[10]（107-108）
    三、君士坦丁与尼西亚会议
    324年君士坦丁战胜东部皇帝李锡尼之后，成为罗马世界唯一的统治者， 成为真正的罗马皇帝。战胜李锡尼以后，他首先巩固东部各行省，然后涉足宗教事务。“也就在324年秋天，他给各省发送一封信，内容大幅超越所谓的米兰敕令。 他不再保持宗教中立；他不再掩饰他的宗教倾向；他强调基督教是真理，异教是错误的。他写道，上帝的力量使他获得胜利，终止异端邪说者的暴政。他下令释放所有强制劳动的基督徒，让所有被流放的基督徒重返家园，归还所有基督徒被没收的财产，不论是个人的，或是团体的财产。他鼓励主教整修损坏的教堂，有必要的话，就建造新教堂。后来他更进一步禁止向异教诸神献祭，询问神谕，或供奉新的异教神像。……基督教现在不但在帝国里地位最高，也是国教”。[11]（48）
    就在基督教的地位日益巩固的同时，影响基督教内部统一的纷争也日趋激烈，其中最著名的是阿里乌斯派与亚历山大主教之间的论争。这一论争已经严重影响到教会的统一，君士坦丁第二次卷入了教派纷争。阿里乌斯派的代表人物阿里乌斯（Arius，约250-336）是亚历山大里亚教区巴凯利斯堂区的长老， 他向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说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天父（即圣父-引者注）、圣子和圣灵是三个截然不同的本体。圣子低于天父，是一个居间者，是最崇高的受造物”。[11]（51） 阿里乌斯的观点影响很大，并使教会内部围绕“三位一体”说展开了激烈争论。公元318年左右，主教亚历山大认为阿里乌斯的学说危及基督信仰的基础，因此，在320年年底，他召集了100多名埃及各省主教参加会议，与会的还有两名利比亚主教，讨论阿里乌斯的观点。与会者宣布将阿里乌斯及阿里乌斯主义者逐出教会，但事情并未平息。阿里乌斯和他的同伴前往巴勒斯坦开展活动，争取东部各个教会的支持。引起了更大范围内的论战。
    君士坦丁在推翻李锡尼政权回到尼科米底亚后，发现这些教义纷争足以使教会陷于分裂，甚至会使社会秩序受到破坏，便立刻写信给主教亚历山大和阿里乌斯：“我一心想要统一各种的信念，使人民皆奉一神；因为确信，假如我能引导人们在这件事上联合起来，公共事务的处理将相当地容易。但是，天啊！我听说你们间的争论更甚于近来在非洲所发生的。追究其原因，竟是这般微小，根本不值得如此剧烈的争辩。亚历山大，你只是想知道你的执事们在法律观点上是如何想法，或甚至他们对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的想法。而阿里乌斯，就是你有这种想法，也应该藏在心里……你们没有必要将这些问题公开化……因为这种问题只会带来无聊、困扰，它唯一的好处是增长人们的才智……这只适合小孩子们作的，而不是你们这些执事与明理的人所该作的”。[5]（867） 但是这封旨在平息教义纷争的信没有奏效。